一 “非典”的出现与取缔“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
2003年春天，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在不知不觉中向人类袭来。这个时候，李洪志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声称自己对这场疫病“早有预言”，危言耸听地恐吓说这次“非典”是“天在治恶”，是对“迫害大法弟子”行为的“天谴”，把不幸染上“非典”的患者说成是“对邪恶烂鬼来说没什么用的人”。2003年4月《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中他这样说道：“你们看到了当前中国出现的这场瘟疫了吧？这不是大瘟疫降临了吗？用人的话讲这就是天在治人。针对什么事的，我们的大法弟子都清楚——是针对那些大法弟子在讲清真相中不配救度的，救度不了的人，而对邪恶烂鬼又没什么用的那一部分，这是第一次清除。天在治恶，而中国还在撒谎掩盖着死亡的人数，我告诉大家，相当巨大的，而且还没有达到最高峰。世人虽然觉得可怕，其实真正可怕的还没开始呢。这还不是真正的法正人间时开始的大清除哪，那个大清除来的时候更可怕，那是针对全世界来的。恶人要张狂起来的时候啊，天不怕地不怕的，可是灾难真正来到头上的时候他就傻了。看着吧，今年是一个很热闹的年哪，有很多事情要发生的。”在李洪志的煽动和蛊惑下，有些本来已经转化但还没有彻底认清“法轮功”邪教本质的人害怕了、动摇了，在一些顽固不化的“法轮功”分子的反转化下，他们又出现反复，重新陷入李洪志精神控制的浊流漩涡中。
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大规模的瘟疫流行不止出现过一次，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过去出现瘟疫流行时，由于科技不发达，医疗条件落后，没有科学的防治措施，所以死去的人很多。在西方文明史上，有过几次大规模的传染病流行。在公元前431年，一次大规模的瘟疫使雅典军队的生力军1/4死亡，城邦人口1/4死亡，造成了西方文明史上一次重大的改变。到了公元165至180年间，在罗马帝国时期发生了另一场非常厉害的黑死病瘟疫，在15年的时间内导致罗马帝国本土1/3的人口灭亡。公元1347至1351年间，中世纪发生的那次大瘟疫，使西欧许多地方1/3至1/2的人口都没有了。而现在与过去不同，现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防治措施大大提高，而且我们的党和政府对人们的健康和生命高度负责，大家“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科学防治，战胜‘非典’”。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白衣战士的无私奉献，高度发达的科技，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为我们战胜病魔提供了强大的保障。国家为“非典”患者免费进行治疗，社会各界积极捐款捐物，并严厉打击借“非典”之机哄抬物价、扰乱社会治安的不法分子。新闻媒体每天对“非典”疫情如实公布，专家讲授防治“非典”知识，出版防治“非典”读物，消除人们的恐慌心理和对“非典”认识上的误区。截止到5月30日，全国报告“非典”临床病例共5328例，其中治愈出院3133例，死亡328例，患病率低，治愈率58•8%，死亡率仅为6•1%，大大低于有些非传染性疾病的死亡率。
尽管“非典”来势凶猛，传染性强，但它在我国的发病率之低，治愈率之高，死亡率之低，过程之短，高潮值之低，在各种重大传染病中是少见的。国际卫生组织在对我国“非典”防治工作进行考察后认为，由于我国政府和民众在防治“非典”方面的工作卓有成效，我国不会有大面积的疫情发生。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位官员说：和总人数相比，“非典”患者只是很小很小的比例，而死亡的比例就更小了。人类的头号杀手艾滋病感染率和死亡率都远远高于这个比例。事实的确如此，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到2003年6月20日为止，最后一批“非典”患者从小汤山医院康复出院，该院的一千多名医护人员零感染，创造了令全世界瞩目的“小汤山奇迹”。2003年6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把香港从“非典”疫区名单中除名。2003年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解除对北京的旅行警告，并将北京从“近期有当地传播”的“非典”疫区名单中删除。2003年7月5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布伦特兰女士宣布，由于中国台湾地区从6月15日之后没有新增“非典”病例，因此，世卫组织决定把中国台湾地区从“非典”疫区名单上排除。这标志全球抗击“非典”斗争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李洪志和邪教“法轮功”企图借“非典”事件制造混乱的梦幻被铁的事实击得粉碎！李洪志所说的“淘汰人”、“大劫难”，完全是惑众妖言。
2004年4月22日至5月23日，中国进行了第二轮抗“非典”斗争。4月22日以来，北京市发现了本年度第一例“非典”病人。至5月23日，共报告7例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确诊病例，已全部治愈出院。安徽省报告2例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确诊病例，其中一例治愈出院，1例死亡。2004年5月26日，卫生部报告全国内地“非典”疫情零报告。短短一个月内，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心下，胜利结束了“非典”救治工作。之所以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出人意料的成绩，是因为人们的心态在经历了第一次“非典”的冲击波后，由恐慌到平静地对待这一切，这种从容来自科学有效的领导机制和长效预防机制。
二 对这次瘟疫，科学家早有预测
邪教和封建迷信总是利用人们的无知、恐惧和对事物的模糊性来制造谣言。李洪志说他对“非典”“早有预言”，实际上他的所谓“预言”是对科学家们早已有的预言的异化和窃用。西方科学家早就认识到：流感病毒每隔二三十年就会有一次大的变异，这种大的变异会在全球流行并严重危及人类的生命。科学家还认为，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就是一次病毒大变异的结果。法国巴斯德医学院专家汉农在2000年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科学家们认为，不能排除一场大的流感病毒在全球肆虐的可能。在二十世纪曾发生过三次由病毒偶然变异引起的大规模爆发性流感，这一病毒可能是人体的病毒和动物的病毒交叉感染而生的。比如来自猪的病毒进入人体并适应人体，这种现象是不可预测的，只须一次结合的成功就可产生危险。因此很难说下次什么时候开始，但从现在起一切预防措施都得准备好。”科学家们早已预测到的事，到了李洪志那儿改头换面，就成了他的“预言”，岂不可笑。
可能有的学员会产生疑问：为什么欧洲和日本基本上没受“非典”的感染呢？是不是像李洪志说的他会保护那些给了他“头衔”和“荣誉”的国家和政府呢？非也。美国、加拿大不是也有“非典”疫情吗？关于欧洲和日本为什么“非典”疫情很少，主要是——刚才我们也说过——他们对此早有预防，很多国家事先已经制定了应急方案。比如法国有一个预防大规模流感的小组，已在本国卫生监察局的支持下运作，并已经展示其应付突发疾病的能力，如对付1997年的禽流感。正由于他们早有准备，所以在越南首都河内的法国医院发现“非典”病例后，专家们能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遏制了“非典”的传播。法国本土对疫情的控制也很成功，截止到2003年5月29日，只有七人患病，且无一人死亡。另有不容忽视的一点是：欧洲公共和私人卫生水平是欧洲迄今为止得以避免这场灾祸的重要原因之一。欧洲很干净，不仅大城市干净，乡村更干净。欧洲人这种洁净习惯也是“吃一堑，长一智”总结出来的，也就是从中世纪以来的几百年中，在与大规模的传染病的斗争中逐步积累下来的。
日本无人患“非典”，也是得益于日本人讲究卫生的良好习惯和对公共环境的保护。日本虽是一个工业化国家，但日本的城市中，看不到肮脏的黑水，闻不到异味，日本人常常拧起水龙头就喝生水。日本的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都要经过非常严格的处理才能排放，城市中河流的水都是清澈的，这无疑降低了疾病的传播风险。而我国，包括亚洲很多国家，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公共卫生、应急措施、环保意识、经验教训方面都存在着不足，所以感染率相对高一些。但与历史上的大瘟疫比起来，已经是很低了。再说，中国是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国家，按人口比例来说，感染率是非常低的。这主要得益于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抗击“非典”的努力，得益于医学的发展。所以这一切的出现，都有其客观的、历史的原因，抗击“非典”的胜利，使李洪志的鬼话彻底破产。
从另一个角度看，“非典”给我们的经济和人民健康带来了重大损失，但它也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不足，考验了我们的意志，凝聚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完善了许多以前不完备的法律和机制，如公共卫生应急措施等，促使我们克服了生活中的许多陋习，加强了环保意识，加快了向现代化迈进的步伐。历史上每一次重大事件的发生，都将使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革，它将带给我们很多启迪和反思，使我们有机会梳理自己的头脑，增强我们的理智，提高识破谣言和骗术的能力，使科学知识得到更广泛的普及，有机会将建立健康社会的外延和内涵更加扩大——一个民族不仅身体上要健康，心理和思想更要健康。正如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3年6月30日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表扬医护及各界成功克服非典型肺炎聚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一个民族在灾难中形成的凝聚力，它将推动民族的团结和进步。一个民族在灾难中能够学到比平时多得多的东西。面对‘非典’这种新的传染病，中国政府没有怨天尤人，始终把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防止疫情在境内蔓延和向境外扩散。在抗击‘非典’斗争中，我们付出了不少代价，也获得了很多启示。我们深刻认识到，在整个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更加注重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更加注重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更加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三 愚昧比瘟疫更可怕
历史上，每当大瘟疫流行时期，也是封建迷信和邪教兴风作浪之时，他们往往利用人们对疾病的恐惧、对科学和历史的无知来散布迷信思想，制造恐怖气氛，来达到他们罪恶的目的。愚昧比瘟疫更可怕，请看下面两个例子。
我们知道，人们如果得过一次传染病康复以后，对这种疾病就有了免疫力，不会再得，各种传染病的疫苗就是根据这个原理研制出来的。因为在欧洲流行过几次大的瘟疫（比如天花和麻疹），所以欧洲的西班牙军队对此已有了免疫力。西班牙人在征服新大陆的过程中，把天花和麻疹等传染病病毒带到了美洲大陆。当地的土著美洲人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病毒，处于无免疫能力的易感状态，这就使得天花等瘟疫在印第安人中迅速蔓延，使当地土著居民有三分之一的人死亡。那时，由于缺少科学知识，人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还以为是欧洲来的“上帝”战胜了当地土著的神灵，结果土著居民乖乖向西班牙军队投降，拱手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征服者，沦为了殖民地。
还有一件事就是，十四世纪欧洲鼠疫大流行时，发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与基督教比起来，犹太人的得病率与死亡率要小得多，甚至就是同居一个城镇，这种差别也十分明显。原因是犹太人很早就知道直接接触病人的衣物、用具容易被传染，古代的犹太人曾经颁布过一系列有关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的法规，强调必须隔离、烫洗、焚烧病人用过的衣物，擦洗、烟熏病人住过的房间等，这些生活习俗使犹太人在大瘟疫中知道如何保护自己。但因成批死亡而恐慌的人们，对这一现象感到不解，进而引起猜忌，对犹太人产生偏见和仇恨，最后愚昧地认定：是犹太人与魔鬼撒旦沆瀣一气，合谋制造了这出导致千百万教徒死亡的悲剧。一时流言四起，犹太人遭到公然歧视和迫害：法国南部两个省的犹太人全部被灭绝；一个居住在瑞士的犹太人因无法承受严刑逼供，不得已违心地认了罪，他所在的社团，所有七岁以上的犹太人均被判有罪，立即处以死刑。类似的暴行遍布欧洲各国，持续了三年之久，共发生了三百五十次反犹太人屠杀，数万犹太人死于人类的愚昧和暴虐中。这使我想起了一些没转化的学员常常这样说：犹太人为什么被大批屠杀，是因为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触怒了上帝。其实是因为对历史了解太少的缘故。
四 “法轮大法”是比“非典”更可怕的思想瘟疫
在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战胜“非典”的关键时刻，在白衣战士为了拯救“非典”病人而把个人的生命安危置之度外的时候，在许多战斗在抗击“非典”一线的英雄们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时，一些“法轮功”分子四处流窜，散发邪教宣传品。有的提出派人设法接近医治“非典”病人的医院，传染上病毒后带往全国各地，以造成疫情的蔓延；有的在被怀疑患了“非典”的情况下，拒绝检查与治疗，四处活动妄图扩散“非典”；某市确定了“非典”定点防治医院地址后，“法轮功”顽固分子趁机煽动周围居民闹事，企图扰乱防治工作。可我们抗击“非典”的工作很快就取得了重大胜利，并没有因为“法轮功”分子的阻挠和李洪志及境外邪教组织的破坏而受到任何影响。倒是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法轮功”顽固分子一个个落入了法网，成了“乱法烂鬼”，李洪志和这些顽固分子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证明了什么？证明了这些“法轮功”顽固分子在关键时刻就暴露出自己极端自私，置别人的生命于不顾，人性俱灭，天良丧尽，令人发指。哪里谈得上什么“好人”？这些丑行都将记载在人类的历史上。
事实证明，李洪志的所谓“法轮大法”是比“非典”更可怕的思想病毒。而越是自然灾害和瘟疫流行时期，越是邪教和封建迷信沉渣泛起的时候。所以对“法轮功”以及其他邪教的本质必须彻底认清。邪教是以封建迷信思想和伪科学为温床的，所以，要想从根本上铲除思想中的毒瘤，必须彻底破除封建迷信，拓宽思维视角和知识领域，弘扬科学理性精神，增强思想上的免疫力，从神权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样，无论将来再有什么李洪志、张洪志、王洪志，向你兜售什么邪门歪道，你再也不会给他市场了。无论是肉体上还是思想上的传染病，专找那些抵抗力弱的人下手，专找那些有恐惧心的人下手，因为恐惧也是一种病毒，起到传染源的作用。这种病毒侵入你的身体和思想，免疫力自然会降低，也就肆无忌惮地繁殖和蔓延。为什么害怕？是因为知识浅薄，是因为愚不可及，是因为自私狭隘，怕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怕自己死后下“地狱”等等。这样的怕心正好给病毒提供了滋生的土壤。所以我们要在斗争中将它击败，将其彻底消灭。如果说战胜“非典”的过程是考验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的过程，那么李洪志和“法轮功”顽固分子的造谣惑众难道不是考验我们是否真正与李洪志和“法轮功”决裂的一个试金石吗？为什么这个时候思想就发生动摇，怕心就出来了呢？还是没有真正从自我的圈子里跳出来，在重大的考验面前不能放下自己的生死而去为别人付出，比起那些战斗在抗击“非典”一线的白衣战士们，简直是天差地远。如果不能除掉这个毒根，就无法真正跳出心灵的“地狱”之门，迟早还会误入歧途。
不只是“非典”，凡是世上出现什么天灾、战争、恐怖袭击之类的事件，“法轮功”痴迷者就认为这是“淘汰人”的开始。有些转化了的原“法轮功”痴迷者受李洪志妖言蛊惑，怕自己失去李洪志的保护而遭到什么不测，经人一唆使，又出现反复。天灾人祸自古就有，是自然规律的体现。如果有正义感的话，应该通过各种方式去谴责非正义战争和恐怖袭击事件。将此看成是“淘汰人”，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如果你堂堂正正做人，又有什么可怕的？事实证明，历史淘汰的正是“法轮功”以及拒不转变思想观念的“法轮功”痴迷者。（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