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轮功”被国家依法取缔后，老伴和小儿子要我回仙桃带孙子，我就在仙桃住了下来，刚到仙桃两年，我经常一个人躲在家中练功。
“功友”以“积德行善”为名，多次让我“捐”钱
通过仙桃的功友我认识了樊爱华（2007年因乳腺癌死亡），和她来往的比较多，她经常免费给我“大法”资料看。后来她提出来资料点缺钱，认为我的工资高，家里经济条件好，要我捐钱，说这是“积德行善”，并提醒我说，师父的法身无处不在，师父看着你的表现呢。既然是师父的意思，我就三两百的“捐”钱。
一天，樊爱华告诉我说，和我同样拿工资的人比，我出少了，要我多“捐”点。她还随口说了几个人的名字，说他们的工资比我还少，但他们都是一千两千的“捐”。我当时也没有考虑是否真有她说的这些人，认为既然是“同修”都是讲“真、善、忍”的不会说假话的。但对“捐”钱，我是有压力的，因为钱都是老伴管着，我只能从日常生活中挤点拿出来。
后来通过樊爱华认识了功友张新娇，有时到张新娇那里坐坐谈到“捐”钱的事，原来她也有同感。张新娇说：“自己做点小生意，卖点香蕉水果，一天起早贪黑赚得二三十元钱，除去一家人的生活，根本就落不了什么钱，每次‘捐’一两百都是平时节省下来的，听樊爱华说，你们都是上千的‘捐’，我担心钱‘捐’少了师父会怪罪，但我确实没有什么来路。”我知道她说的你们肯定还包括了我。其实我本来也“捐”的不多，既然樊爱华说我是上千的“捐”我也不好当着张新娇面说实话。只是搪塞的说自己做的还不够，还要多“捐”点。
没想到过了几天，樊爱华告诉我说：“你看人家张新娇做点小生意都‘捐’了2000元，你还是想想办法多出点，不然我们也不好向师父交代。”
我感觉压力太大，于是我到武汉把自己所有的积蓄5000元钱取出来，正好我在日本的弟弟回家探亲，我又找他要了1000元，骗他说是自己身体不好，需要钱看病。我还装出一副病泱泱的样子，弟弟要送我上医院检查，我说不用，给钱我自己去，于是弟弟给了我1000元钱。我按照樊爱华的安排，总共将6000元钱交给了王某（男，今年80岁，曾是仙桃“法轮功”地下组织头目之一，2007年因涉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被公安机关抓获，因年老体弱而保外就医在家）。
借口印资料，“功友”不断向我要钱
樊爱华说为了证实“法”和“度世救人”，需要印制大量的“真相资料”。因此买复印机、打印机设备、电脑、纸张等等都需要钱，要我们再想想办法。我找老伴要，老伴知道我在练“法轮功”是坚决反对，为钱的事我们还吵过几回。
樊爱华介绍我认识了功友梁婆，樊爱华要我听她指挥，梁婆经常给我送资料，每次送的也多。梁婆告诉我，只要有人要资料就到我这里来取。拿资料的人好多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因为不让问资料的来龙去脉，也不准问来人的姓名，这是非常保密的。梁婆警告我一定要守规矩，否则会遭报应的。我想问了人家也不会说，我也不敢问，主要是怕遭报应。
一天张新娇来取资料和我闲聊了起来，听张新娇说来取资料的都是“捐”了钱的，最多的有的捐了八千块，据说收了好几万。我说买印资料的设备，出去活动的车费都需要不少钱（其实我送资料的车费都是我自己掏的腰包）。张新娇告诉我设备是王爹不晓得在哪里搞来的旧机器，她参加过印资料，经常坏。我问那收我们的钱都做什么了呢。张新娇说，不晓得，他们也不让问。
“功友”病死，让我翻然醒悟
后来听说樊爱华病了住进了医院，梁婆又要我们“捐”钱，说是搭救她。我有点犹豫，心想“大法弟子”是不打针不吃药的怎么会上医院呢。但我不敢说，梁婆好象看出了我的心思，她说：“我们去医院是为她发功，捐点钱买点水果看看她也是遮人耳目，不要让医院看出我们是练‘法轮功’的把我们赶出来了。”我想我都“捐”了那么多，怎么连买水果的钱都要找我们要呢。我虽然这么想但还是出了100元钱。
后来听张新娇说水果是她在自己的水果摊拿的，没有要钱。张新娇和我说这事的时候，我才感觉到自己又被梁婆这样的“功友”给骗了。
尽管大家都“捐”了钱，没想到樊爱华还是病死了。这对我打击很大，我一直认为她对“法轮功”的悟性比我高，所以对她言听计从。她的死让我开始对“法轮功”感到迷茫，她的年纪比我轻，才46岁，而且死的很痛苦。
她的死让我发觉自己被骗了，李洪志根本就没什么“法身”，更保护不了弟子。醒悟后的我感到羞愧难当，这些年我所有的积蓄都被骗“捐”给了“法轮功”， 而我这个70岁的老太婆连“圆满”的边都没有沾上，李洪志宣扬的那套“真、善、忍”和“做好人”都是骗人的幌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