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5日至12日，原法轮功郑州辅导总站与“法轮大法研究会”上下联络，遥相呼应，在河南省会郑州市组织策划了围攻郑州市委的非法滋事活动。笔者经多方调查核实，现将当年事件发展过程予以还原。

　　事情的起因：郑州市委政策研究室主办的内部参阅刊物《郑州工作》（1999年第六期）（见图一）刊登了何祚庥的文章——《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见图二、图三）。当年6月下旬，河南日报社记者、法轮功习练者施宇收到《郑州工作》编辑部定期寄给的该期杂志，看到了该文。他当即与河南日报社记者、法轮功习练者王刚，法轮功紫荆山公园辅导站辅导员李炜电话联系、沟通此事，三人都认为何祚庥的文章是在诽谤“大法”，商定要进行“护法”。6月26日，施宇起草了《致郑州市委信访局的一封信》，王刚做了修改。

　　7月1日，李炜向紫荆山公园辅导站站长魏永安、副站长刘俊禄报告了此事。7月3日上午，魏永安带着该期《郑州工作》，将此事向郑州法轮功辅导总站站长于瑞琛做了报告。7月3日下午，于瑞琛召集总站主要成员在副站长李鸿林的住处开会讨论此事。会上，与会人员传阅过何祚庥的文章后，一致认为：这篇文章是针对“大法”的，是针对李老师的，应该出来“护法”。随后，于瑞琛用手机联系“法轮大法研究会”副会长王治文，汇报了郑州的情况。王治文回答说：“《郑州工作》作为市委机关刊物刊登这样的文章很不严肃，你们应该找他们谈谈，也可以书信的形式上访。”最后，于瑞琛在会上拍板说：“发动全市大法弟子去《郑州工作》编辑部和市委信访办抗议示威，去的人都要带着书信。”当晚，郑州法轮功辅导总站将“法轮大法研究会”的指示及总站的意见以电话和面谈的方式传达到5个分站。7月4日，5个分站负责人又将总站的指令传达到26个下一级的辅导站，并把何祚庥的文章复印件下发，要求各练功点辅导员把此事传达到每个法轮功学员，抓紧行动，写上访信，出来“护法”。

　　7月4日上午，于瑞琛召集郑州总站主要成员吴莲英、徐家典、杜连海、张春跃、孙嵘等在李鸿林家开会，研究书写上访信。其间，魏永安送来了施宇、王刚起草的上访信初稿。在此基础上，与会者共同修改，杜连海执笔写下了题为“《致〈郑州工作〉主编及编辑先生的一封信》”，落款为“郑州地区法轮功修炼者”。后由孙嵘、张志勇到张志勇单位——省卫生厅打印成文。至此，按照北京“法轮大法研究会”指令，由郑州法轮功辅导总站具体组织发起的围攻郑州市委事宜全部准备就绪。

　　7月5日上午，于瑞琛、孙嵘、张春跃、张志勇来到郑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当面向市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林建刚递交了上访信。于瑞琛等言辞激烈，态度强硬，要求市委政策研究室承认错误，给法轮功一个说法。

　　在于瑞琛的示范带动下，各分站、辅导站站长也纷纷组织人员到市委“护法”。7月5日下午，刘俊禄等10余名法轮功人员到市委信访办递交了上访信，向该办工作人员细数法轮功的诸般“益处”，要求市委为法轮功洗清“冤屈”；7月6日，王兴有、张克轩等20余名法轮功人员先后三次到《郑州工作》编辑部，当面指责主编张少吉，认为刊登何祚庥的文章是错误的，要求张向市委领导反映法轮功修炼者的意见，及时给出明确答复；7月7日，魏永安、刘俊禄带领近30名法轮功人员分三个批次轮番到《郑州工作》编辑部，提出《郑州工作》刊登何的文章是对“大法”的抹黑，要在下期刊物中予以纠正，公开向法轮功赔礼道歉，并声称：“如不这样，找你们的人会更多。”

　　据时任《郑州工作》编辑部的编辑李军回忆：“那段时间，素来安静、有序的《郑州工作》编辑部里挤满了上门讨说法的法轮功人员，办公室里天天吵闹声不断，场面十分混乱。编辑部本来就人手有限，为了应对源源不断的法轮功人员的骚扰，不得以，编辑部的工作完全停了下来。”

　　7月7日下午，林建刚副秘书长接见了于瑞琛、张克轩、王兴有、杜连海等人。于瑞琛等提出三项要求：第一，《郑州工作》编辑部要就此事在1999年第7期刊物中向法轮功公开道歉；第二，市委政策研究室负责领导要就此事向法轮功口头道歉；第三，市委主要领导要就此事给予法轮功明确答复。林建刚当即代表市委表态，拒绝法轮功提出的三项无理要求，并勒令他们立即停止对市委机关办公秩序的滋扰行为。

　　7月8日上午8时余，郑州法轮功辅导总站主要成员和分站副站长以上人员在法轮功习练者李风玲家开会，谋划下一步的行动方案。会议议定：要动员更多的法轮功人员集体围攻郑州市委。与此同时，针对市委的态度，郑州法轮功骨干孙廉洁、冯淑萍、段丽君等与新乡法轮功人员朗运动、李富军、岳汉军，鹤壁的王俊在郑州法轮功习练者葛玲家串联，商量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他们一致认为：《郑州工作》刊登何祚庥文章的实质是在郑州“挑起事端”，作为法轮功弟子要坚决维护“大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7月8日上午10时余，在郑州法轮功辅导总站主要成员的现场组织策动下，碧沙岗公园辅导站副站长石茂祥，郑州法轮功习练者李炜、葛玲、宋洁、庄丽等150多人气势汹汹赶到《郑州工作》编辑部，数落、责难编辑部工作人员。随后他们又来到市委信访办，围堵有关领导和工作人员，要求代为向市委领导反映情况。下午，李炜等人先后来到位于市委北门口西侧的市委信访办门前和市委办公厅楼前集体静坐示威，要求市委领导接见，还法轮功一个“清白”。晚上7时余，未达目的的法轮功人员大多不肯离去。50余名法轮功人员竟公然在市委机关院内“安营扎寨”，他们自行在市委办公厅楼前东、西两侧的草坪上搭起了帐篷，在帐篷内铺上凉席和被子，点起蚊香过夜。由于院内空间有限，约60名法轮功人员到市委对面的菜地周围的空地上打起了地铺，索性在街头露宿。为了向市委施压，法轮功人员摆出了一副死纠蛮缠，打持久战的架势。

　　至此，法轮功对郑州市委机关的围攻已从人数少、批次多的轮番滋扰升级为规模性的聚众闹事。据时任市委保卫处的工作人员张权回忆：“这些人采取软硬兼施的伎俩围攻闹事。有些法轮功人员或手持《转法轮》静静地伫立在市委门前，或在市委办公厅楼前的草坪上就地盘腿打坐练功，经常是黑压压一片人，一、两个钟头一言不发，当时的场面很渗人；有些法轮功人员还怒气冲冲地冲进市委信访办、市委政研室办公室，逢人便纠缠不休，或作‘慷慨激昂’状吵吵嚷嚷，喊冤叫屈，或‘庄严肃穆’地念叨些稀奇古怪、正常人根本无法理解的法轮功‘道理’。那情景，让人又可气又厌烦又可笑。”据时任市委保卫处的工作人员杨献全回忆：“为了防止夜间留守的法轮功人员滋事，市委保卫处、信访办、政研室三家单位每天晚上要组织30余名工作人员陪这些人值夜班。那些天，我们常常是24小时连轴转，被折腾得苦不堪言。”

　　7月5日至8日，郑州法轮功人员与外省、市法轮功组织的串联频繁，致使安徽省毫州、淮北、阜阳等地市，河北省邯郸市，山西省太原市，河南省濮阳、焦作、新乡、鹤壁等地市大批法轮功习练者闻风而动，纷纷来郑州声援。7月9日至12日，到郑州市委闹事的法轮功陡然增加到每日300余人。至此，法轮功围攻郑州市委事件达到高潮。

　　据时任市委政研室综合处的处长王书春回忆：“那几天，来市委闹事的法轮功人员从早到晚络绎不绝。绝大多数市委政研室领导和工作人员都被安排在市委办公厅楼前做法轮功人员的说服劝退工作，每人每天要应付数十名法轮功人员的轮番骚扰，整个市委政研室的工作完全处于停滞状态。由于一些激进的法轮功人员常常对着市委办公厅的门口大声喧哗、吵闹，发泄对市委处理意见的不满，久久驱之不去，致使整个市委机关的办公秩序陷入无序状态。”

　　7月9日至7月12日，郑州市委常委、副书记岳修武先后三次接见于瑞琛、石茂祥、孙嵘、张春跃等法轮功骨干，反复强调市委的处理意见不会做丝毫改变，告诫法轮功人员不要以身试法，勒令法轮功人员立即停止严重干扰党政机关办公秩序的非法滋事活动。7月12日晚，于瑞琛将郑州市委的最终意见通过电话向王治文做了汇报。王治文回答说：“你们已经尽了力，也不要把事情搞得太大，这件事做到这里就行了。”7月13日，按照“法轮大法研究会”的指令，参与闹事的法轮功人员从郑州市委离去。

　　据警方统计，7月5日至12日，法轮功参与围攻郑州市委的人数累计达到1150人。其中郑州市531人，其他地市508人，外省市111人。

1999年《郑州工作》杂志封面

《郑州工作》杂志刊登的何祚庥文章第1页

《郑州工作》杂志刊登的何祚庥文章第2页

郑州市委办公楼

【责任编辑：一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