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阮玉琴，今年52岁，原成都市锦江区无缝钢管厂的职工。1998年6月，因患有轻度脊椎劳损，经人介绍加入法轮功修炼班。由于我按时晨练，定时打坐、“练功”，我的脊椎劳损似乎好了很多，也对修练法轮功能治病的说法更加相信起来。由于自己整日沉迷于法轮功修练，对家里的事漠不关心，不再给家人做饭、洗衣和教育小孩了，一心一意看光碟，听“经文”，读“经书”。老公对此十分不满，砸毁我的“练功”光碟，烧掉我购买的《转法轮》、《法轮大法》等“经书”。对老公的行为，我非常气愤。对老公的劝告，也根本听不进去。还反问老公：“李洪志不是大师的话，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去追随他，一起修炼呢？”更是偏激地指责老公，“这个法轮功是你们‘常人’不能理解的事情，当然更不了解大师的超然能力。”就这样，平静和谐的家庭开始了不间断的争论和争吵了。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后，老公以法轮功是邪教为由，再次劝我离开法轮功，不要再修练了。可是，我对李洪志在《欧洲法会讲法》中，描述的“圆满”深信不凝，“如果你真的圆满了，你是修成了一个很大的神，或者是很大的佛，你有没有这样的能力？你太有了，别说你度你的亲人，你把地球攥在手里也就不费吹灰之力。”因此，对老公的劝解不但不听丛，反而认为老公是我修练路上的一个“魔”，我必须要除掉他，才能达到“圆满”。于是，我到处联络功友，来家里聚会交流心得，一起商讨计谋对付老公，也试图以此逼老公加入法轮功修练队伍。2001年4月，老公看到我无可救药、苦劝无果后，毅然与我离了婚。

　　自从与老公离婚后，我便将全部身心投入到法轮功修练和传播上，对单位的工作也淡漠起来。每天上班不是心不在焉，就是丢三忘四。起初，厂领导看在我是单位业务骨干的面子上，多次来到我的家里交心谈心，希望我能以工作和事业为重，放下子虚乌有的法轮功修炼。可是，我却以下班时间习练，并没有占用上班时间，也没给单位造成影响为由，拒绝了领导的好意。后来，当我发展到“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还在厂里偷偷发展其它功友并且严重影响生产时，厂领导仍然给我机会，让我回头是岸。可我想着要“园满”就必须坚持，必须“走出去”、“弘法”、“讲真相”。毅然向厂领导提出辞职，专修法轮功。2001年11月，领导看我意志坚决、痛下决心，只能解除与我的劳务合同关系。

　　在修掉了老公，辞去了工作后，我就专心于“上层次、求圆满”。原本孝顺的我，也就很少再去看望父母，教育小孩了。年迈的父母见我因“练功”离了婚、丢了工作，也为我担心起来，常常到我家来规劝我，可我怎么也听不进父母的劝告，将父母的苦口良言当作是我“圆满”道路上的“心魔”。为了去掉这个“魔”，我对父母的劝说置若罔闻，甚至不屑一顾。对父母的关心，我认为都是我的“执着心”在作祟，我在心里不断的念叨“执著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魔，抓其情丝搅扰一生，年岁一过，悔已晚也”，“修掉名利情，圆满上苍穹”。对于父母阻止我外出的行为，我也认为是在阻止我“讲真相、救度世人”。我必须要清除父母这个“魔”。2002年4月，我将居住的房屋租了出去，写了一封与父母脱离关系的信后，就与其他功友一起偷偷潜逃在外“练功”、“弘法”、“讲真相”。

　　由于坚信法轮功能治病，我相信了李洪志的歪理邪说：“病就是你身体内的污垢，只有专心学法、勤奋练功，你身体中的脏东西才能自动消失掉。如果你像常人那样去医院看病、吃药，就是在体内污垢上面再增加更多的污垢，你的病不就会更加严重吗？所以，你必须潜心练功，把药停了，不去管，不去治，你才能体感到，我给你发功清理身体的能量，你所谓的病才会自动消失”。长期以来我有病不医，有药不吃，身体状况每愈况下。由于我们的“练功”、“学法”转入地下，常常起早摸黑、饮食无常，加之心理压力巨大，身体更是越来越差。在后期，我的脊椎劳损不仅没有因我专心“练功”而好转，而且严重压迫我的脑神经。父母看到我病重的身体，根本不在意我脱离关系的举措，仍然三番五次来劝我，再不住院治疗的话，就可能右眼失明了。可悲的是我不仅没有幡然醒悟，反而更加坚定李洪志所说：“这是我身上的罪业，它不是病”。虽然与“常人”的病态相似，但在和修炼人的身体中“消业”时所表现出来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常人”很难区别。就这样，我只认从李洪志的功法，放弃了科学医治。2011年10月，我的左眼终于失明了。

　　2012年3月，我的父母不仅没有责备我、放弃我，反而更加关心我、爱护我，联系多名反邪教志愿者来到我的家里。在反邪教志愿者的帮助下，我反思自己这15年的“练功”历程，不但没有修成“圆满”、结成“正果”，反而毁了家庭、丢了工作、损了亲情、伤了身体。这些惨痛代价，终使我认清了法轮功组织的邪教本质，重新开始了正常人的生活。

阮玉琴近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