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轮功”在中国传播已经10年有余，传播时间长，且李洪志系统“传法”两年、办班50多期均在中国大陆，自然中毒很深；与国外相比，国内多数练习者科学文化素质相对较差，容易盲听、盲信、盲从，中毒就会更深，发生问题的概率就要大得多；另外，传播范围广，深入农村，人数众多，发生问题的数量必然也就大。
与此相反，在国外，“法轮功”传播时间短，且李洪志没有系统地“传法”办班，那里自然中毒较浅；与国内相比，国外“法轮功”练习者科学文化素质往往较高，“有很多弟子有很高的学历，国外弟子高学历的人占绝大多数”（《华盛顿》），他们往往半信半疑，中毒就更浅，发生问题的概率也要小得多；在国外，传播范围也不广，基本上局限在大城市，很难深入到农村，且由于文化上的差异，西人更难了解通脉、长功、三界和五行等等的真正意义，练习者必然较少，基本上局限在华人中流传；另外，人数不多，与大陆号称有“一亿多”相形见绌，连零头都不够，实在少得可怜，以至于李洪志都不好意思提起。比如，在“法轮功”活动频繁的美国，几百人的游行，规模就算是大的了，因此，发生问题的数量必然少之又少。
2、只有中国政府才最关心“法轮功”问题
由于“法轮功”起源于中国，基本上属于中国问题，即使外国人也是把它看成是中国问题，就像中国人看“奥姆真理教”属于日本问题、“大卫教”属于美国问题一样。既然是属于中国的问题，自然是中国政府对其更关心、更负责，甚至采取了必要的手段予以解决，这与日本政府解决“奥姆真理教”的问题没有差别，与美国政府解决“大卫教”的问题也没有差别。因为，即使在发生问题以外的国家，同一问题往往并不突出，规模不大，不成气候，也就不成为问题，就像我国不可能对“奥姆真理教”与“大卫教”成立专门机构进行处理一样，也不会有哪个国家会成立专门部门负责处理“法轮功”问题，因为在那里暂时还不成为问题，既不突出，也不严重。
打击邪教，取缔祸国殃民的“法轮功”，是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正是由于只有中国政府对“法轮功”采取了果断措施，“法轮功”才以种种极端行为进行对抗和垂死挣扎，因此，恶性事件必然会主要发生在中国。
3、“法轮功”对中国政府与外国政府或国际机构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
“法轮功”对中国政府的态度是“除恶”“正法”，完全是敌对的；对国外政府或国际机构的态度却截然相反，因为那里是李洪志投靠的地方、藏身之处，只有乞求、取悦和拿出“成绩”来献媚的份。而由于文化差异，西人很难看清“真善忍”假面具后面的丑恶，有的盲目加以同情，有的还有目的地加以利用，而李洪志显然又乐得被利用，其实是互相利用，因为那样他就有了可以依靠的“主子”，对于“主子”的态度又能怎样呢？怎么能在“主子”的地盘上制造事端呢？即使真的闹事，也要到中国去，到天安门去，国外“法轮功”练习者不也经常到天安门喊一喊吗？“有的学员走到国内去了，走上了天安门，了不起，师父告诉你了不起。”（《大湖区》）因此，迟早有一天国外的“法轮功”练习者还会到中国来做一些规模更大、程度更激烈的举动，这是“法轮功”邪教本质所决定的必然。
其实，早在取缔“法轮功”的那一刻，自诩“能够解决不同层次、不同天体宇宙中的不同生命的事”（《瑞士》）“不投靠任何国内国外的政治势力”（《要旨》）的李洪志就开始公开卖身了：“我呼吁世界各国政府、国际机构、善良的人们能给予我们支持和帮助，解决目前在中国发生的危机。”（《我的一点声明》1999年7月22日）
4、“法轮功”在国外学得乖巧多了
在取缔“法轮功”之前，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组织在中国进行了大量非法活动：非法秘密结社、偷税漏税、非法聚敛钱财、非法集会等等，可谓自掘坟墓、自取灭亡。
在国外，“法轮功”吸取教训，收敛了许多：自诩没有组织，却注册了大量的组织机构；自诩不受人间法律约束，却再也不敢未经批准就集会，而且规规矩矩地在指定的范围内和路线上活动。请问，在美国集会的时候，先提不提出申请？任何没有经过批准的游行都是违法的，若不信，未经批准集体到白宫请愿试试，一样会取缔你！到天安门闹事可以扩大影响，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而到白宫去静坐，那影响可就大发劲了，只能把自己的饭碗给砸了。对于这一点，哪个“法轮功”练习者不清楚？！
国外的报纸也有好多文章批判“法轮功”的，“法轮功”同样说这个报纸歪曲、那个报纸诽谤的，却不见有人敢去包围人家。可在中国，孰若稍有非议，却每每打上门去，讨个说法。李洪志竟然为了一篇小文章而兴师动众万人包围中南海，对外声称是讨个说法，对内却说是他安排的一次“考试”！
可以依法解决一切嘛。其实，一切都是“法轮功”首先发难的。比如，1996 年光明日报事件、1998 年北京电视台事件的时候，既没有限制，也没有取缔“法轮功”，为什么也要去包围人家呢？为什么要违法做事呢？
在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法轮功”在国外学得乖巧多了，自然不敢为所欲为，因此，在那里发生的事情相对来讲就会少得多了。
5、对“法轮功”来说，国内、国外环境不同，因此心态也就明显不同
在国内，“法轮功”邪教组织被取缔，失去了国外那种宽松、自由的环境，残存势力在苟延残喘的同时，急于结束“考验”以求“圆满”。这些人的精神极度紧张、疲惫，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在穷途末路之际，很容易出现极端行为。
李洪志对此也很清楚：
“特别是一些在痛苦中忍受不了的学员最容易产生想离开人间、快些圆满的念头”（《去掉最后的执著》）
“很多人在痛苦当中都会这样想，我们快点圆满吧、快点结束吧。”（《大湖区》）
“大家都觉得度日如年，甚至于每一时都象过一年一样长，压力很大。”（《美国》）
“有很多学员在想：什么时候结束啊？这迫害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北美》）
还说：“一个人想，两个人想，三个人想，那也不是回事。如果整体大法弟子更多的人大家都在这么想，那是不是一个强大的心、强大的障碍呀？”（《北美》）
可见，环境与心态的不同，导致在国内的“法轮功”练习者更容易出现极端举动。
6、国内与国外的“法轮功”练习者的“任务”是不同的
国内“法轮功”练习者的主要任务除了“讲清真相”，也就是把李洪志编造的谎言到处传播之外，重点就是“走出来”主动地“除恶”，甚至献身、舍命等等。而李洪志给国外“法轮功”练习者“安排”了不同的任务：
“如果没有国外学员的揭露真象和对国内学员的声援，大家想一想，那个邪恶是不是会更加肆无忌惮地干坏事？”（《大湖区》）
“我们无论是国内和国外的学员是一个整体，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总得有人干这个，总得有人干那个。”（《大湖区》）
“国外弟子高学历的人占绝大多数。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让你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充分发挥你在常人中所学之长，利用大法过去给世人造就的常人中的技能来证实法。实践中，大家做得非常好。我从明慧网上的文章、从新生网与其它媒体中大法弟子的文章来看啊，你们有些文章写得都是杰作，有理有据、思想清晰，论理性强，真的起到了震邪的作用，而且水平很高。”（《华盛顿》）
可见，在“法轮功”中，环境的不同，造成任务与作用的不同：既要有冲锋陷阵的，也要有擂鼓助威的。而冲锋陷阵与擂鼓助威相比，其问题发生的概率也就大大地不同了。
综合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一切所谓怪事的发生，都是由“法轮功”内在的邪恶本质造成的，是必然发生的。说怪事“都出在中国”，只不过是“法轮功”邪教组织想以此为由，推脱其“戕害生命”的责任与干系，嫁祸中国政府。然而，骗得了一时，却骗不了一世，靠欺骗如何能行之久远呢？
这里也提醒那些在国外频频活动的“法轮功”练习者，为了自己的“圆满”与“提高”，今天抗议这个，明天警告那个，到处游行、散传单、扰乱中文网络、追着别人示威，哪里人多去哪里，见谁跟谁说，瞅着也不是什么好兆头。如果哪一天“法轮功”失去利用价值了，且又有因为“不吃药”等邪说害死几个人的事曝了光，或者因为“正法”的需要，必须破除和清理一切不符合“大法”的思想（在国家清理“法轮功”之前，李洪志早就开始清理别人了），包括美国“邪恶”的科学精神与基督教文化，而惹恼了“主子”，那离在国外也被取缔就不远了，别弄得连个落脚点都没有，岂不成了过街老鼠？若依然执迷不悟，继续追随邪教，为虎作伥，必定逃脱不掉悲惨的结局。“自作孽不可活”啊！
这里也正告那些扶持、利用“法轮功”的反华势力，养虎遗患，必将自食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