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吹牛。李洪志擅长吹牛，信奉“不说大点没人信”，“不说邪点没人服”的吹牛原则。他利用人们的迷信心理，亟力把自己吹成一个无所不能的神仙。他首先吹自己的经历，说什么“童年开始由佛家全觉大师传授独传修炼法门，8岁时修炼圆满”，“12岁时道家师父八极真人找到我传授道家功夫”，“1972年又由道号真道子的师父传授大道所学”，“1974年又由佛家师父传授修炼大法直到出山”。这种吹牛方法简直如同写神话故事。
其次是吹“功能”。李洪志大肆自己吹嘘有“超常功能”，“功力达到极高层次，了悟宇宙真理，洞察人生，预知人类过去、未来。”其实，李洪志的所有“功能”，都是“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每当练习者提出要欣赏“神功”的要求时，都会使“李大师”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以各种理由推辞掉。不过，李洪志也说过实话。有一次，他的一个亲近弟子提出要求，让他现场演示一下这些“功能”时，李洪志气急败坏地说：“没有，哪能演？他们让我演示，就是要出我的洋相，耍猴呢？”
其三是吹身价。李洪志通过伪造生日暗示自己是“释迦牟尼转世”。他大言不惭地说：“目前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在公开传正法”，狂妄无知到了极点。我国政府依法取缔“法轮功”邪教后，为了继续蒙蔽“法轮功”练习者，李洪志进一步神化自己，把自己装扮成比宇宙还大，主宰宇宙存亡，救度宇宙解体的“主佛”了。李洪志狂叫：“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我也不知道我是谁……也许宇宙都没有了，那个时候就只有我了。”真是上嘴唇顶着天，下嘴唇挨着地，不知道脸在哪儿了。
二、造谣。邪教历来是唯恐天下不乱的，造谣是它们常用的手法之一。李洪志和他的“法轮功”邪教也不例外。2003年春季，正值全国人民全力抗击“非典”疫情的时候，李洪志和他的“法轮功”邪教幸灾乐祸、造谣惑众，破坏党和政府领导的抗击“非典”斗争，公开声称“在中国爆发的非典型肺炎是警示那些迫害和仇视大法的人的”，妄称“身带‘法轮功’传单，不传染非典型肺炎”，大肆进行地下非法活动。但是，在党和政府的英明领导下，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只用很短时间就战胜了“非典”，用事实打了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一个响亮的耳光！
“法轮功”邪教组织对我国政府的教育转化政策和教育转化取得的成就千方百计进行造谣诬蔑，胡说教育转化学习班、劳教所和有关监狱设有“老虎凳”、“水牢”、“灌辣椒水”“竹签刺指”等十几种刑具，境外“法轮功”组织还在美国用真人搞“酷刑展示”，挖空心思进行各种造谣诬蔑活动。事实上，为了营造良好的转化环境，各级政府都投入了很大人力、物力，对学习班等教育转化场所的基础设施进行改造，使环境洁美，生活舒适。更重要的是，各级帮教干部们始终把“法轮功”既当邪教传播违法者又当邪教受害者来对待，对练习者坚持“真情感化、以诚相待、耐心说服、以理服人”的工作思路，以爱心、真心和诚心来对待每一个“法轮功”练习者，因此，很多学员一进入学习班、劳教所，看到的情景与“明慧网”上的攻击诬蔑截然相反，立即对“明慧网”的真实性产生了质疑，进而对李洪志及“法轮功”产生了疑问。靠谎言起家，历来都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
三、制假。李洪志是说假、制假的专家。他为了神化自己，编造假生日，制造假“法像”；为了使人们相信练“法轮功”能祛病健身，他捏造假病例，如在长春就流行过所谓《长春法轮大法学员身心健康百例》的小册子，胡说：“有个人脑子里长了个瘤子，他向我捐助4000元，结果脑瘤没了。”事后查明，李洪志这些所谓的“病例”都是其杜撰出来的，纯属子虚乌有。为了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他还编造假案例，把很多正常在家中死亡的“法轮功”人员说成是中国政府迫害致死的。如：2003年6月，“明慧网”刊文谎称重庆大学在读研究生魏某某因宣扬“法轮功”被关押至看守所轮奸。后经查，重庆大学根本就没有魏某某这个研究生，更谈不上在看守所被关押、轮奸的事实，整个谎言都是“法轮功”邪教组织凭空编造的。
四、抵赖。为掩盖事实真相，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对其违法犯罪活动和杀人害命的事实采取了百般抵赖、拒不认帐的态度，最典型的就是对“4·25”事件和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的抵赖。1999年4月25日，万余名“法轮功”分子围攻中南海事件，是李洪志一手策划、指挥的一起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的严重的政治事件。而事发后，李洪志却在国外频繁接受媒体采访，编造谎言，百般抵赖。他先是说，对“4·25”非法聚集事件全然不知，当时他正在从美国到澳大利亚的路途中。当人们摆出他到过北京的证据时，他又不得不承认他确实到过北京，但只是为了转机，没有离开机场。在这一谎言再度被戳穿后，他又改口说在北京只停留了一天，“没有与任何人接触”。大量事实证明，从4月22日晚上到24日上午，李洪志在北京停留了44个小时。这段时间，他的全部心思都用在了策划、组织“4·25”非法聚集活动上。到4月24日13时30分，李洪志才乘CA109次航班飞往香港，并不停对围攻事件遥控指挥。4月26日，他还叫嚣“修炼的人什么也不怕，不怕死；必要时还要流点血，流血才好呢！”这些话，清楚地表明了李洪志说的“只在北京停留一天”、“没与任何人接触”等等，完全是一派胡言。由此可见，李洪志说谎脸不红的功夫可是非同一般。
2001年1月23日（农历除夕），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法轮功”分子集体自焚事件，集中暴露了“法轮功”邪教诱导自杀、轻视生命的邪教本质。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组织惊恐万状、怕得要死，不但百般抵赖，而且倒打一耙，将这一事件说成是中国政府一手策划的。自焚事件真相经新闻媒体披露后，“法轮功”邪教组织辩白说：“天安门广场自焚的那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是“中国政府官方诬陷‘法轮功’的一个阴谋。”在看守所里，当这场自焚事件的组织者薛红军得知李洪志不承认自焚者是“法轮功”练习者时，气得双手颤抖地说：“他们是睁眼说瞎话，李洪志想推托责任，天理难容啊！”在矢口否认自焚人员是“法轮功”练习者后，做贼心虚的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组织马上组织了一起“调查”闹剧，要求境内的“法轮功”分子秘密前往河南省调查自焚事件是否开封“法轮功”人员所为。调查者冯海军经过几天的奔波，连夜赶写出了两页纸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不仅确认了参与自焚事件的7人是货真价实的“法轮功”练习者，还详细介绍了这些人的姓名、练功时间、家庭背景和修炼“法轮功”的情况。然而，李洪志不仅对“调查报告”的内容只字不提，“明慧网”也干脆封杀了这份“调查报告”。其赖皮的嘴脸可见一斑。
五、恐吓。对信徒和反对邪教的人进行威胁、恐吓是众多邪教组织的共同特征，李洪志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他一是恐吓“法轮功”学员。对于“法轮功”学员，李洪志前面用“上层次”、“求圆满”为诱饵，控制练习者的思想和行为，后面用“地球爆炸”、“人类毁灭”等邪说对“法轮功”练习者进行蛊惑，还用“法身”监视、“形神全灭”等邪说，对其进行精神恐吓，胡说违背他意志的人会被“层层杀死”“直到灭尽”。这种赤裸裸的威胁和恐吓给“法轮功”练习者造成了很大的心理混乱和压力，以至于不敢对李洪志及其“法轮功”歪理邪说有丝毫的怀疑，甘受驱使，甚至去送死。
二是恐吓已转化“法轮功”练习者。李洪志咒骂那些转化人员是“人渣”、“骗子”、“叛徒”、“犹大”，宣称要从“法轮大法弟子”中“清除这些隐藏的毒瘤”。他之所以这样恶毒地恐吓已转化“法轮功”练习者，就是想继续对他们进行精神控制，破坏教育转化工作。
三是恐吓反对邪教的干部群众。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组织在互联网上大量登载我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办公及私人电话、家庭情况，并煽动“法轮功”痴迷者通过拨打骚扰电话、发传真等形式进行所谓“讲真相”活动，威胁“不善待大法就要遭报应”，不仅侵犯了公民、法人及其它组织的民事权利，严重的还构成了刑事犯罪。很多人在接到这种电话之后，就跟吃了苍蝇一样——恶心。
六、诡辩。诡辩的目的是企图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李洪志为了严密控制练习者，大搞诡辩术。在李洪志编造的“法轮功”歪理邪说体系中，充斥着他精心打造的超级诡辩术。通过诡辩，李洪志把自己粉饰得完美无缺，成了老百姓常说的“常有理”：有了好事，是练“法轮功”的功劳；出了问题，则是政府和练功者自己的责任。他一是设定前提，推卸责任。李洪志深知练“法轮功”后，一些人会出现走火入魔、精神失常、病情加重或死亡等问题，必然会引起人们的怀疑，但为了推卸责任，李洪志预先设定了好几种前提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要么说你不是“真修”的，“师父”本来就不保护你；要么说你本来就是“魔”，是来破坏“大法”的；要么说你还没有彻底去掉“执著心”；要么说你对“大法”及“师父”不坚定，持怀疑态度；要么说是在故意用你的死来考验其他弟子对“大法”是否坚定；要么说你学了别的功法，“练功不专一”等等，反正都是练习者自身的原因。
二是编造歪理，任其解释。李洪志只是一个初中生，其科学水平和文化知识都是浅层次的，因此，在他的所谓“讲法”中经常出现常识性的、低级的错误。如，把天文学上用来表示距离单位的“光年”说成是时间单位，李洪志对此解释说“不能用人的观念去想神的事情”。意思是说，这些话在人间看来是错的，而在“高层次”、在“神”那里看来是正确的。他的“经文”语病百出、逻辑混乱，不符合现代语法，他却说用现代汉语的规范词汇根本就无法表达“大法”。再比如“开天目”问题，他先告诉“法轮功”练习者：“只要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天目人人可开。”结果很多人练了很长时间，也没见谁开了“天目”。这时候，李洪志一会儿说：“天目是不能求的，越求越没有”，一会儿又说：“这个人天目要是真的开了，他也看不见，因为他被自己这种执著心给封住了。”总之，“天目”无论开了还是开不了，你都看不见。掌握了超级诡辩术的李洪志通过这种荒谬的解释，又把自己的责任推了个一干二净，黑的说成了白的。
天不藏奸。李洪志和“法轮功”是靠骗人起家的，也终会因骗术的被识破、被揭穿而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