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的文化意蕴与“法轮功”的蒙昧无知。“儒”字最早出现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许慎《说文解字》说：“儒，柔也。术士之称”。所以“儒”是指一切有术之士。后来出现了“儒者知礼乐谢御书数”等“六艺”的说法，即将“儒”所掌握的术限定在“六艺”范围之内了。《汉书·艺文志》说：“儒者之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教化者也”。总之，“儒”始终与文化联系在一起，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蕴。而“法轮功”则不然，其创始人李洪志真实学历是文革时期的高中肄业，他署名的《转法轮》等书籍，窃取篡改佛道，生编硬造神通，违背科学常识，神话充作现实，逻辑矛盾百出，文字错舛很多，满纸荒唐，不忍卒读，充分暴露出其蒙昧无知。
二、儒学的“入世”生活与“法轮功”的“圆满”妄想。《庄子》对儒道两家评论说：“儒家游方之内，道家游方之外”。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简史》中说：“儒家学说是社会组织的哲学，所以也是日常生活的哲学”。儒家强调人的社会责任，是“入世”之学。宋明理学总结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很好地体现了儒家“入世”之学的特点。“修身”是做人，“齐家”是持家，“治国”是理政，“平天下”是最高政治目标。而“法轮功”则不然，《转法轮》讲得很明确：做人不是目的，返本归真才是目的。什么是返本归真呢，即“功成圆满佛道神”。“法轮功”修炼的最终目的是“白日飞升”进入“法轮世界”做“佛道神”。如果说儒学目标是现实的，那么“法轮功”的目标完全是妄想。事实证明，“圆满”等于死亡，没有那个活着的修炼者真正“圆满”，即使李洪志追认的“圆满”者，也无一不是横死于车祸、疾病等。
三、儒学践行的“信”与“法轮功”侈谈的“真”。儒学创始人孔子便十分重视“信”，将其列入儒家基本道德规范。西汉董仲舒更进一步将其列入“五常”，成为儒学道德的核心概念。南宋朱熹说：“三纲五常，礼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不能变”。孔子以降，对于“信”，主要考察言行，要求言行一致。孔子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又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还说：“民无信不立”。以此观照“法轮功”，显然不合儒学“信”之要求。尽管“法轮功”打着“真善忍”的招牌，但言与行却严重背离。“正法”十年期满未见任何修炼者善获“圆满”，被吹得神乎其神的“法身”却从未保护过任何修炼者，自称宇宙“主佛”的李洪志自被通缉以来再未敢踏入国门，凡此种种，无不昭示“法轮功”言行相悖，无信可言。
四、儒学提倡的“仁”与“法轮功”虚伪的“善”。儒学创始人孔子的思想体系以“仁”为核心，孔子《论语》中谈“仁”多达百余次，“仁”是儒学的最高道德境界。孟子将“仁”发展为“仁政”，从一般道德观念发展为治国理念。董仲舒则将“仁”列为“五常”之首，成为传统道德最核心成份。孔子说：“仁者爱人”；又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此观照“法轮功”，其对人对己完全两样。李洪志自我标榜“善”，却用心险恶地煽动修炼者违法犯罪，将其往火坑里推。不明真相的修炼者因违法犯罪锒铛入狱，或者因受蒙蔽自残自杀，酿出无数人间悲剧，却从未见李洪志许诺的“法身”或“法轮”保护。“法轮功”之伪善，历历在眼，与儒学之“仁”相去霄壤。
五、儒学推崇的“恕”与“法轮功”虚假的“忍”。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有人对此不理解，问孔子之道是什么，曾子回答：“忠恕而已”。孔子认为自己的学说有一个基本的观念，即“忠”与“恕”。“忠”指待人以诚，“恕”指待人以宽，具体说来，“忠”便是“己欲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便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包含了忍在内，孔子曾告诫子路：“齿刚则折，舌柔则存。柔必胜刚，弱必胜强。好斗必伤，好勇必亡。百行之本，忍之为上”。以至于忍成为儒学之精髓，元代学者许名奎、吴亮专门编辑了《忍经·劝忍百箴》，收集了《周易》、《尚书》、《左传》、《论语》等书籍中的许多例证和典故。“法轮功”也大讲特讲忍，《转法轮》中说：“这个宇宙中最根本的特性真、善、忍，它就是佛法的最高体现，它就是最根本的佛法”。还说：“真善忍这种特性是衡量宇宙中好与坏的标准”。但“法轮功”并不能真正将“忍”贯彻到底，一篇《忍无可忍》便彻底推翻了“忍”，随后一系列积极反华反共的行为表现，完全暴露出其“忍”的虚伪性质。最可恶的是李洪志躲在境外，散布谎言，煽动境内“法轮功”人员违法犯罪，将其推入火坑，根本就是“己所不欲”，强加于人，那有一点符合“忠恕”之道？
六、儒学人皆可为的“修身齐家”与“法轮功”难以做到的“去执着”。《大学》对不同人等提出不同的道德要求：“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又说：“孝者，所以事君也；悌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通过提出明确的道德要求，将修身与齐家、治国紧密联系。《大学》还特别强调“君子必慎其独也”。也就是将修身的要求提高到“慎独”的高度，要求在个人道德修养方面做到“诚其意”、“毋自欺”。儒学中的道德要求如“仁”、“敬”、“孝”、“慈”、“信”等，都很具体，人皆可为，能够做到。反观“法轮功”之“去执着”，其“执着”包括了常人的一切，特别强调的是“名利情”，而对“名利情”之内容好坏未加以区分，要去很难，难于上青天。以“名”言之，雁过留声，人去留名，清名恶名有所区别，焉能一概而论？以“利”言之，劳动致富，巧取豪夺，合法非法一目了然，怎能相提并论？以“情”言之，亲情友情、结党营私，情亦分高下清浊，岂能混为一谈？不分清红皂白，一概去之，谁能做得到？恐怕李洪志自己也难以为之，试看他将家人移民美国、他办公司出书赚钱、他神化自我沽名钓誉等，那里是在“去执着”，分明是越来越“执着”。
七、儒学的重人事远鬼神与“法轮功”的重鬼神轻人事。儒学重人事，宋儒考《大学》系“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大学》开宗明义，指出：“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春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可见儒学重点考虑的问题是“修齐治平”，以人事为重。《论语》记载樊迟问何为“知”，孔子答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孔子还说：“素隐行怪，后世有述，吾弗为之矣”。《论语》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可见，自孔子创辟儒学以来，鬼神问题便不是重点考虑的问题，儒学著作中极少谈鬼神。反观“法轮功”则不然，《转法轮》书中便辟专节谈“附体”、“宇宙语”、“遥视功能”、“宿命通功能”、“法轮图形”、“奇门功法”、“走火入魔”、“炼功招魔”、“自心生魔”等“怪力乱神”，整个“法轮功”修炼着重关注的便是所谓“返本归真”，李洪志说：“修炼的最终目的就是得道、圆满”。正因此，才需要放下“常人心”，不断“去执着”，最终“白日飞升”到“法轮世界”做“佛道神”。可见，“法轮功”与儒学根本不同，轻人事，重鬼神。《转法轮》等“法轮功”书籍大量篇幅谈鬼神，与儒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书籍大量篇幅谈人事完全是两码事。
八、儒学推己及人的换位思考与“法轮功”固执己见的偏执思维。富润屋德润身，儒学重修身。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千方百计替人着想便是修身的重要方面。孔子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孔子认为要善于推己及人，一方面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方面要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两方面的结合，便体现出儒学道德的最高境界“仁”来。反观“法轮功”，则完全两样。李洪志要“法轮功”修炼者“去执着”，但他自己“执着”未去；李洪志煽动“法轮功”修炼者铤而走险违法犯罪做“三件事”，他自己却躲在境外不敢入国门一步以逃避中国法律的追究；李洪志自己有病要上医院打针吃药，却欺骗“法轮功”修炼者有病不看“消业”就成；凡此种种言行不一、损人利己的表现，“法轮功”修炼者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固执地认为李洪志是“主佛”，焉能说谎？《转法轮》是“天书”，岂能误导？思维极度偏执，根本容纳不了别人诚挚忠恳的意见，偏听偏信，固执己见。
九、儒学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与“法轮功”惯走极端的绝对观念。什么是中庸？中即不偏不倚，庸即平平常常。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为什么这么说？孔子认为：“君子而时中”，“小人而无忌惮”。所谓“时中”，就是指“致中和”，即时刻按照“道”的要求做，“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这个“道”，便是儒学根本道德伦理规范之仁义礼智信等“五常”。《中庸》强调：“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在此思维指导下的行为，方能真正做到不偏不倚、不乖不怪。反观“法轮功”，行为乖张，举止失常，究其原因，与其极端化的绝对观念大有关系。“法轮功”邪说中“悟先见后”、“消业”、“不二法门”、“去执着”、“破常人观念”等观念都很极端。以“悟”言之，佛教之悟有现实根据，而“法轮功”之悟则完全抛弃了现实根据，纯粹是空中楼阁。以“执着”言之，佛教之执着仅指过分坚持，而“法轮功”则视名利情为执着，非欲去之而后快，然名利情岂能尽去？以“消业”言之，佛教之业力与“法轮功”之业力亦根本不同，之于将“消业”与有病打针吃药相对立，则完全是“法轮功”的独门绝技，非但无益，害人不浅。以“不二法门”言之，佛教之不二指不分彼此，而“法轮功”之不二则指非此即彼，两者根本风马牛不相及。以“常人观念”言之，即为人，生而在世，衣食住行吃喝拉撒那样非常人观念，真若尽去，如何生活？由此可见“法轮功”绝对观念之荒谬绝伦，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十、儒学的“贵和”理念与“法轮功”的“除恶”行径。儒学是入世之学，故特别强调和光同尘，和睦共处，以和谐为宗旨的“贵和”思想尤其受到重视，主张“以和为贵”。但“和”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原则的，注重“和而不流”，坚持独立的思维与行为。儒学之“和”，指的是人之七情六欲“发而皆中节”，即不可须臾离儒学之“道”。如此之“和”便是“天下之达道也”。在儒学“贵和”思想指导下，与人相处要求善于推己及人，治理国家要求善于推行仁政。反观“法轮功”，思维偏执，理论荒谬，举止乖张，行为极端。“法轮功”邪说中，人分修炼人与常人，法分宇宙大法与人间小法，空间分人世间与另外空间，如此等等，处处人为制造对立。还有意针对中共政权及其领导人，编造出“魔”、“撒旦”、“大红龙”、“旧势力”、“邪恶”、“怪兽”、“蛤蟆精”等诸多敌对面，要求通过“发正念”、“除魔”、“铲除邪恶”等各种方式予以清除。之于“圆满”、“度人”也成为自杀或杀人的理由。之于“积攒业力”、“业大销毁”、“形神全灭”之类恐吓手段，更是多如牛毛。总之，对于“法轮功”修炼者来讲，不是被邪教精神恐吓所威胁，便是被邪教恐怖思想所主导，内心充满紧张感，稍不留神，便极有可能酿成痛悔终生的人间惨剧。
综上所述，尽管“法轮功”自诩为中华传统文化之代表，然仅就中华传统文化之骨干儒学而论，便多有乖离悖谬。如此邪说，竟敢于大庭广众之下，大言不惭，直让许多有学识有良知的中国人感到汗颜。无论是“儒”之意蕴、儒学之“五常”要求及中庸、贵和等理念，“法轮功”都与之不合。儒学之“修齐治平”特重人事，“法轮功”之“功成圆满佛道神”看好天国，更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背道而驰。将“法轮功”与儒学稍加比对，便可看出两者内容截然不同。纸包不住火，雾蔽不了日，事实毕竟是事实，“法轮功”的谎言终将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