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教屡禁不止，花样迭出，贻害甚多。然中国邪教缘何而出，与民众宗教信仰基础有什么关系？中国邪教与外国邪教有何异同？笔者有自己的看法，但因学养不逮，只得草成疑问，供同志们参考和批评。

　　中国有没有宗教？有没有如西方人那样普遍而深入的宗教信仰？这倒成了一个颇难回答的问题。人道“儒、佛、道”三教并存，亦云西方各宗教门派自清以来大量涌入，至今也可见教堂之类，缘何尚存疑问。我认为，说中国没有宗教信仰，是相对于西方而言的。中国缺少真正意义上的教徒，因此缺少宗教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土壤。鲁迅批评中国人“好像很少坚信什么。我们先前最尊皇帝，但一面想玩弄他，也尊后妃，但一面又有些想吊她的膀子；畏神明，而又烧纸钱作贿赂，佩服豪杰，却不肯为他做牺牲。崇孔的名儒，一面拜佛，信甲的战士，明天信丁。”所以在国外历史上发生过的“宗教的战争是向来没有的”（《且介亭杂文·命运》）。他这一段关于宗教的话，可以算是对中国人信仰的一个概括性的评论。

　　一是历史上，中国宗教被封建统治者利用和改造，所谓宗教几乎成了他们统治和奴役人民的精神枷锁。以今天我们“弘扬传统文化”时必不可少说的儒家学说，自孔孟而后，经董仲舒、程颢、程颐和朱熹一番演绎和改造，全成为教育人们服从封建统治的理论体系，而且体系越来越细致和全面，历朝历代尊孔祭孔之风愈演愈烈，直至“五四”唤出“打倒孔家店”和“文革”“批林批孔”，也仅从表皮上伤及。孔子学说本不过是复辟“周礼”，他用心装点过“周礼”并四处游说，但一生得不到赏识。孟子的待遇略好，被齐王奉为座上宾，但其理论也没有被采纳多少。及至汉代董仲舒将其整理，并开始演变为统治阶级加强臣服百姓的思想体系，到二程及朱熹，则更为细致周密。可怜一部孔子师生的言论集《论语》，演绎出那么多的《四书五经》，且《四书五经》作者多不可考。任何细读过历史的人，都知道这其中掺杂了多少水分，其“原汁原味”究竟有多少？什么儒教，说穿了就是历代统治阶级束缚人民的精神枷锁。教你“格物致知”、“修齐治平”，实则让你终身“修身”，顶多“齐家”，至于“治国、平天下”那是统治者们的特权了，与你普通的“仕”和劳动者无干。其实一句劝慰天下士人的话早已说破其中的奥秘：“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老百姓是只能“独善其身”的，任你读多少书有多少理想，入不了科举的“阳光大道”，而只能在家里兀自“修身”、“齐家”。作为宗教，儒教既没有解决生死问题，也没有说明未来“理想国”的所在，从教义和宗教体系上而言，这都是不完善的。这种宗教比及基督教来本身就具备不完善性。

　　再说佛教。佛教典籍之丰富为所有宗教之首，但由印度东来后，亦多演变。无论“大乘”、“小乘”还是“黄教”，虽然有了“黄金国”式的西方乐土，但中国人似乎并不笃信（这一点文后言及），多的是把佛教演变为拜菩萨，而且是“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者居多。好端端一个宗教，除了信徒而外，到广大民众就变样了，变得通俗化和现实化了。

　　至于道教，除了做法事和算命而外，真正精研《道德经》和《周易》者甚少，其民众基础更加薄弱。

　　故此，儒、佛、道三家并无稳定和深厚的社会基础，而后随帝国主义殖民政策而来的洋教也未成气候。所以，我认为中国大地上，实质上并没有如西方基督教那样的宗教和那样信奉宗教的社会基础，自古以来莫不如此。

　　二是宗教世俗化导致了宗教自身的矛盾和荒谬，减低了宗教“科学性”和合理性。马克思在论述宗教的合理性时指出，宗教里的苦难是实现人生苦难的反映，是被压迫人民的叫唤。宗教（沈雪）在西方一直列入哲学的范畴，许多研究工作实质上上升到了“维护社会安全”、“稳定人心”的层面，其内在理论的科学性是十分明显的。让我们来看看在中国最具影响地位的儒教吧。由大家将其要旨概括为“内圣外王”，即求得个人内在的“圣”方可达到外在的“王”，这里有一个极其荒唐的论言：中国人历来倡导“有德者王”，意在号召人们不懈地追求“德”、“仁”这些符合统治要求的精神范畴，但反推过来即“王”者肯定最有“德”。最高统治者通过这样的理论就自然成了全民道德的楷模，进而从道德上有了统治人民的理由。试问封建王朝有多少流血杀戮和宫廷政变？那里面几曾体现过“德”和“仁”的色彩？这些根本经不起推敲的东西，却被一代代自欺欺人地世袭下来，居然就成了“教”，正是封建统治者政教合一式的统治模式所造就的“文治武功”了。“统治阶级的思想是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马克思语），中国的老百姓便上行下效起来。一部好好的佛教，全变成了保佑人们实现现实欲望的菩萨，哪怕连基本教义也不懂的老百姓，也知道去求求“大慈大悲观世音”，也不去想这个观世音菩萨原来在印度佛教中本是男身。人们千百年来，只留下了生存的欲念而逐渐放下了信仰，在信仰外壳下只留下对现实的获得的冲动，去菩萨那里只是祈求保佑而已。至于信“道”，干脆就只是请求“预测”一下凶吉，然后好“规避”，或者再到佛教菩萨那里去寻求保佑了。中国有“仕”人阶层，即使是知识分子，但都是“练就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官僚和准官僚们，一生假意地“修”，甚至假意地“隐”，心中却只有“黄金屋”、“颜如玉”和“千钟粟”。曲也罢，直也罢，几千年来文人的人生目标就从没有改变过。明乎此，宗教被普遍地歪曲就不难理解了。

　　三是我们对宗教信仰也有过误导。许多年来，我们一直把“宗教迷信”混为一谈，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重新认识、重视宗教，使人民群众在宗教问题上更加缺乏了解也更加容易被误导。邪教多以“基督教”和“佛教”的面目示人，试想，如果有更多真正理解基督教和佛教教义的人，哪里可能会出现打着真正宗教旗号惑众的邪教呢？我们党和政府一直尊重真正的宗教信仰，惜乎真正的宗教太少，真正的宗教徒太少，也就使“法轮功”、“主神教”之类有空子可钻。其实，上溯数千年，历代统治阶级除了求“长生不老术”和愚民两个方面利用过宗教，从未认真地研究过倡导什么信仰，所谓中国式的“政教合一”，只是完成封建统治的一个幌子而已。所以，宗教在中国民间并无什么深厚的社会基础，自皇帝而下除职业信徒外并没有真正的信仰存在，似此状况，再加以自清末以来一系列对“礼教”的批判、对历史传统的否定达到良莠不分的程度。如此，国人的信仰就只剩下了对金钱、权力和女色这些现实而直接的存在顶礼膜拜了。改革开放以来，国门大开，缺乏信仰基础的国人对金钱等的现实追求更为直接和强烈，“信念”这片区域更显荒芜。人作为万物之灵，精神丰富可为世界之最，但是当我们反对这个批判那个的时候，较少考虑给人们的精神世界输入些什么。而当社会的主流声音减弱以致衰减后，“法轮功”等邪教则以正当宗教的名义进入了人们的精神视野，并被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接受。应当说，在关于宗教信仰方面，是符合封建统治者统治需要的假宗教体系，而自谭嗣同始的“革命者”则着重破坏旧有的封建宗教体系，对建设和确立新的信仰并无多大建树。中国共产党人确立的共产主义信仰，以致为共产党人所坚持，但由于复杂的社会原因，社会上出现了部分信仰动摇的人，进而影响到对这一信仰的坚持和进一步深入人心。毋庸讳言的是，这给了邪教的制造和传播以可乘之机。

　　邪教骗人，自古以然。但中西古今不同。结合今天反邪教斗争的现实需要，我们不妨进行一个简单的比较：

　　古代的某些邪教利用人民对统治者的不满，借宗教之名发动群众进行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甚至也起到过一定的进步作用，其主要目的是颠覆封建统治，形成反对力量。今天的邪教多以骗财骗色为主，“奉献金”和“蒙召”现象几乎出现在所有邪教中，自称“救世主”的李洪志贩卖给信徒的“著作”和光碟量大价高，实质上也成了敛财的手段之一。

　　西方的邪教徒往往采用暴力等手段制造社会恐怖，我们今天的邪教则多以蛊惑愚众自残耸人听闻。这与东西方邪教的“教义”不同有关，西方邪教重在追求“理想”，东方邪教则注重“升天”或“转世”。西方邪教更注重今生，东方邪教则夸大来世。在这样的“教义”背景下，西方邪教的暴力倾向更加明显，东方邪教对人民生活和生产的破坏更多，进而形成和西方邪教本质上相同的反社会、反人类的性质。

　　一如前述，宗教社会基础的薄弱、国民对宗教教义的无知是邪教得以大行其道招摇撞骗的原因。我国邪教的现阶段骗人多以骗财骗色为主，也同样在其骨干分子中以财色相诱，这一特点也与宗教基础薄弱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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