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部分农村邪教组织活动比较猖獗，一些邪教组织成员诱骗胁迫群众参与邪教活动。他们经常性有目的地散布影响社会稳定的谣言，制造混乱，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安定，扰乱了社会秩序和人们的正常生活。通过与部分邪教人员的深入接触和交流，能够从群体特征上分析其参与邪教活动的诱因。

　　一是文化素质低的群体极易受诱惑。农村年轻力壮、文化素质高一点的劳动力外出打工，长期留守的农村人口主要是妇女儿童和老年人，其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对邪教认知能力差。邪教分子利用荧光棒、白布做的披风、事先写好字的鸡蛋等作道具，展示各种“神迹”进行欺骗。如：“天国来信”、“鸡生字蛋”、“圣母宣教”等手段，装神弄鬼，蒙蔽群众，发展成员。正是由于妇女儿童和老年人对这些现象无法正确认知，极易受蛊惑而加入邪教。

　　二是精神匮乏的群体极易受诱惑。从和参与邪教的一些信徒的访谈中，可以看出这些人员由于缺乏信仰，精神空虚，无法正确对待生活，同时，缺乏精神上的关怀和慰藉，再加上农村地区往往地处偏远、相对闭塞，文化生活相对贫乏，造成精神匮乏。物质的贫困与精神的空虚常常相伴而生，参与邪教活动成为一种精神寄托。邪教正是看到了这一点，经常派人深入农户家中“讲经布道”，用他们编写的“圣歌”去“丰富”精神生活，“抚慰”寂寞的心灵，为这批精神失落的人群打造了一个所谓的“精神家园”，邪教组织通过反复宣讲所奉“教义”进行洗脑，在信徒面前反复强调自己绝对正确、绝对是为你好、唯一的生命之路、根本不容怀疑，从而给对方造成畏惧、服从心理。

　　三是生活困难群体极易受诱惑。农村特别是偏远农村生产力条件相对比较落后，贫困群体相对较多，这些贫困群体人员中有的由于致富能力差，有的由于一些天灾人祸导致生活窘困。这些贫困群体人员的生活如果长期得不到改善，极易被邪教组织利诱。而邪教组织往往会在这个时机，利用人们生活困难、需要帮助和看中实惠的现实情况，采取帮助生活困难的群众生活、资助小额生活费用等手段，投其所好，博得好感，以小恩小惠笼络人，蒙骗和拉人加入邪教，使一些困难群众难辨真伪而误入其圈套。

　　四是长期抱病的群体极易受诱惑。追求健康、长寿是人们的普遍心愿，农村卫生医疗条件比较落后，缺医少药现象存在。一些体质较弱长年抱病的群体在得不到很好的治疗的情况下，一些打着“治病救人”旗号的邪教组织就乘虚而入。这些邪教组织宣称，按照他们的要求修炼“功法”，有了病不用上医院，病会自动消失。通过散布“拒医不吃药”谎言，神化练功效果，诱骗患病信众盲目崇拜。深受病痛折磨的农民往往抱着到所谓“神灵”面前试一试的心态，糊里糊涂地参与了邪教活动。许多邪教能够在农村大肆发展，正是迎合了群众企求身体健康和求医问药的心理，鼓吹“祷告治病”、“练功治病”，对民众颇具吸引力。

　　五是好吃懒做幻想不劳而获的懒汉群体会主动入邪。邪教之所以能吸引普通民众，有时候与一些普通群众的懒汉思想还是有关联的。不可否认，确有一部分群体存在懒汉思想，幻想不劳而获。一些邪教组织熟悉这些人群的心理特点和需求，强化邪教谬论的可信度和诱惑力，诱骗入套。宣扬只要信他们的教，“神”就会给食物，这些人员也信以为真，主动入邪教幻想不劳而获。这些邪教组织在教义里或者在口头上都给予了教徒很多“承诺”，假设他们的“承诺”是正确的，那么这些教徒的“投入是很小的”，“收益其实是很大”，一些教徒为了追求那些并不存在的所谓收益，或者是夸大了的收益，就非常卖力，甚至不惜欺骗别人，这样越陷越深，无法回头。

　　针对以上群体人员易受邪教组织诱惑入邪的原因，应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从根本上消除邪教组织生存土壤：一是大力改善农民的民生状况，提高群众生活生产水平，从而早日脱贫致富；二是健全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善农村医疗体系，让群众有条件看病治病，达到“小病小医”、“大病早医”；三是加强农村基础教育，提升农民整体素质，破除封建迷信，让群众们正确认识自然现象；四是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通过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活动，引导群众向着健康、文明、科学方向发展；五是严厉打击邪教组织违法犯罪活动，有效遏制邪教组织滋生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