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岁的女孩子离家投身抗战
在当时，大家庭里出来的女孩子，年纪又小，就走出家庭参加抗战，几乎是不可能的。需要些勇气和方法才能做到，如果你好好和父母谈，他们一定不允许。我的父母还不算封建，但是这样的事情也是不会同意的。才十六、十七岁的女孩子，怎么能一个人跑出去？家里也不可能给你很多钱，你怎么去生活。所以这样的事情几乎是办不到的。当时我想来想去，只有采取不辞而别的办法。抗日战争是多么重要，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还是很强大的，我们的部队几乎是节节败退，眼看着将来难免要做亡国奴。我那时那么小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要去辨别清楚事情的好坏。
日本鬼子来了，要去打啊！
我觉得一个人在遇到任何事情时，首先要去识辨这个事情的好坏。抗战时，你想高高挂起，什么都不管，那是办不到的。那么多老百姓遭受侵略，无辜牺牲，要当亡国奴了。尤其当时的上海，日本鬼子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上海有很多租界，我家在南市，是日本主要侵略的地方，炮轰、机枪扫射、轰炸都以南市为主，我亲眼目睹了日本鬼子的罪行。所以你不逃出来是不行的，上海就算是没有亡在日本鬼子手里，当时的外国租界其实也一样，大家熟悉的，黄浦公园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所以我觉得要去前方，要去打仗啊！打赢了，把那些侵略者都赶出去啊，这是很简单的道理。那个年代，不必去研究深奥的道理，就是这简单的道理就刺激了我们年轻人，要到前方去，去打仗！所以，我也是，“不去管它，走啊！”跟着人家就走。
内陆切断了，只能从香港走，再到广州，再到武汉
当时正好有一个机会，交大11位航空机件班的学生，毕业了要到成都机场报到，所以我就跟着他们一起去了。这些学生正好租住我一个同学的房子，他们要走了要退房子，我的这个同学也想跟我们一起走，但是他没有我勇气大，他家里要他订婚，要走又不敢走。我呢，没有挂牵，虽然也很爱父母。我家里孩子多，一共十个，送掉了四个，还有六个。我排行老六，一般中间那个孩子家里就不会很在意，往往不大管的，我平时都是经常自己跑出去，想参加什么活动就去参加，大人也不大知道。走的那天我也是很隐蔽的，没有预先拿东西，钱也是平时给我的零用钱节省下来的。车钱，是交大的学生帮我出的，你凑点他凑点，我自己出车钱的话，以后我就没有办法生活了。那也算是个机遇，不然确实走不了。走不了我就到不了前线。那时内陆的交通已经切断了，只能从香港走，所以是先坐船到香港，从香港坐火车到广州，广州再乘车从粤汉路到武汉。到了武汉后参加了军队，还参加了行军，头一次行军我们走了120里，当到达驻地时我们都像老太太一样，都在咳嗽，腰都弯下来了，从来没有那么累过。
当时想一股勇气走到最前线，根本就没有放弃的念头。我本来是长发，卷卷的，很好看，因为在学校时也参与各种文艺活动。但到部队我就剪了个很短的男生头。在湖北，理发店是没有镜子的，问你要剪什么头，我说不出来，结果剪个很短的西装头，回家小镜子一照，啊呀头发都没有了。但我很起劲，因为戴军帽、打绑腿、穿军衣，自己也很激动，觉得还没有工作就已经是个军人了，可以参加抗战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是一鼓作气，其实也是很艰辛的。
识辨下来，我们想到延安去
当时的环境中我们很快就识辨出这个军队是什么军队。虽然我们那个军长还不错，叫孙振，不久前还看到对他的评价。国民党里，他还是抗战，还不错，一个矮矮的小老头。
我后来又逃出来了。军队里要走的话需要辞职，自己要走的话就是逃兵了。当时我们去辞职时，他们说刚来几天怎么能走，不许辞职。那么就要跟着军队撤退，也不知道撤到哪里。其实这个军队一直没有打仗，我们也一直没有到达最前线。当时我们有三个女孩子，在武汉考上这个部队的“文书”，做些开会时做记录，发布告的事。后来还听到一些闲言，说当文书就是个花瓶，军队里头要三个女孩子干什么，我们听了越想越不对劲。其他两位年纪都比我大，有一个大了十五、六岁，一个大了十岁。其中一个大点的比较懂，她知道怎么走，怎么能够逃出去，她就说：恐怕这个军队不是我们该呆下去的，尤其是小妹妹，就是说我，可不能在这呆下去。
当时这也是一种识辨。识辨下来，觉得这个地方不能呆下去。我们的宗旨是要到前方去抗战，我们不要呆在这样的军队，我们还是要到延安这样的地方去。当时懵懵懂懂的，就决定走吧，要走早点走。但是怎么走呢？大的那个姐姐就在外面定了一个小舢板，约好半夜3点出去。军队晚上要喊口令，她预先把口令也打听到了，这样我们就能通得过防哨，但是还是通不过大门，于是我们就看好了厕所，那个地方的厕所墙很矮的，我们一个人顶一下就爬出去了，就这样子逃出去的。
我们先到樊城，再坐火车到武汉。千辛万苦，终于逃出来。逃到武汉之后战事更加吃紧，军队那里顾不上我们了，等到发现了要想来抓，我们已经偷偷登上了去重庆的轮船了。那个时候只有这一条水路，就这样，到了大后方。
要很好地识辨一切事物，像邪教，要识辨，太无知了，就会连命都送了
一个人跑到社会上要很好地识辨一切事物。就像我们现在谈到邪教问题。我觉得，凡事自己要好好分析一下、识辨一下，太无知了就会连命都送了。我常常想到那些在天安门广场上烧死的孩子，这个孩子本身是不懂，可是他的母亲是怎么做的呢？自己的孩子被烧死，这个太不懂了，太无知了。别人说什么好，你一点也不去辨别，就觉得什么好，不能这样的。哪里来的天堂，天堂在哪里啊，如果有这样的天堂大家都在天堂里了，就不会有地下了。所以人要认识这个世界，做什么事情都要去认识。
有很多人都掉在泥坑里了
抗战时期，如果不认识到这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我们的话，那是很危险的，有很多人就掉在泥坑里了，有很多人就走到敌人那边去了。可是日本的那些爱国反战的志士，他们有一个机构，参加一个抵制自己国家去侵略别国的组织，后来我们和这些组织都有联系，个人也都交了朋友。识辨也要有能力，需要学习、需要关心各种时事。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自然很关心抗战，而且知道即便是到大后方也是可以抗日的。
第一次见到周总理，开了窍
使劲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也是在过年的时候。我的同事是个摄影师，他当时可能是地下工作者。要过春节了，他说我家在上海，就一个人，就把我请到家里一起吃年夜饭，那天他还请了周总理。当时总理看看我，说：这个小妹妹你是在工作呢还是在读书呢？我说我也不读书也不工作，才来一个多月，没有着落，反正人家叫我进中国电影制片厂，又有合唱团。周总理说，你现在不会演戏，在合唱团唱唱歌总是可以的，年轻人都会唱点歌，那么就去唱一些抗战的歌曲。我回答：我嗓子不好，我也是临时在这里头“混混”。这下子给总理抓住了：啊？混混？怎么是混混啊？我跟你说，你做的这个工作很有意义。他说：你们不晓得，千千万万人听着你们的歌声，走上前线，浴血奋战，打胜了仗，赶走了敌人，这能说没有意义啊？当然我不反对你再去深造，你这么年轻。当时，我就想这个人倒蛮厉害的，说得那么好，平常的人在日常是不会说这种话的。平常的人只会说“你吃饭了吧？”这些。不会像总理那样说得那么有道理。哦，原来是这样的！当时我好像开了窍一样。对啊！我们的歌声不是鼓舞了人们上前线嘛。觉得他说得真对，我们自己在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时候不也是拼命地使劲吗，真是很有意义的。所以也就一点点意识到，演戏是很重要的事情，演的所有的戏都有抗战的意义。
所以，如果说你生活在这个社会上，要去识辨你是在怎样的环境里，你应该怎样去做，你是加入什么团体好。当时，我们就是看准了当时的三厅厅长郭沫若，还有阳翰笙，知道这些都是革命的同志，知道了他们是来领导我们向前走。唱那些抗战的歌、演那些抗战的戏。我觉着这个很好，我就要走这条路。
十一岁女孩子误入了邪教，父母简直是该死
教会，很多教义都是很好的，都是慈善的，菩萨一样的。我们家是城隍，我是城隍庙老爷的后代，家里也信道教。中国的教就是道教，佛教是外来的。可是我不信，不信不等于对它不好。但是当一个“教”做出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你一定要去认识啊。就像对邪教，你要问一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宣传教义非要这样宣传吗？你们的“教义”是与人为善的，还是违背人类的？佛教也是宣传的，很多教在做宣传，但为什么只有你们要把人烧死呢？为什么出现这些事情呢？生了病不让吃药，这是为什么？这个东西到底为什么服务的？不是在害人嘛。这个很容易分清楚，稍微自己有点认识的话就会分清。我们从事实分析一下，简直吓人。当年我们整天谈这个事，看电视里采访一个女孩子，当时没有死，11岁那个，她在床上还说话，就觉得特别地同情、难受，把人害成这个样子。还有那个音乐学院的女孩子，也是的，十几岁了还上这个当。她的父母简直是该死，我当时非常生气。因为这个行动本身不能让人理解，邪教到底要宣传什么。随便什么教都应该有一定的善的基础的，比如，劝人为善啊、救人啊，当有人遇到困难，不是也要帮助嘛。现在我们也这样嘛，灾难来了都会去捐献嘛。
汶川地震，我们带头捐款
汶川地震，我是捐了点钱。当时听到消息后很着急，看到我们全国人民都是很关心的，每天都在谈这个事。而且那次余震次数也很多，还牵涉到周围地区。我们厂里在举行捐款活动，我就捐了一万。北京也叫我们去参加会议，义演、义卖的，当时我听到、看到年轻同志都捐得挺多，那我们怎么办呢。虽然我们老了，但我们老人多少要带一点头吧，带一点小头吧。那个时候就想，我孩子也没有了，这个钱还是捐掉为好，应该做的事情正好来了，就马上去做。那时朱军一个个问，我说我捐20万，他就说“可以不捐的，您已经来了”我说“不，我会捐的，你放心。我现在是没有带钱，我明天回上海，早晨一起来我就把钱送到慈善基金会”
我经过了这么多年，对于辨别事情的好坏，总归是知道的。如果一个人是非不分的，那是非常危险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这么大，有好有坏，要辨好坏。
邪教拿死来诱惑人
我现在很同情的那些信了邪教的。不论邪教宣扬什么，但到了拿死来诱惑人，这样的东西不能让他存在，而且这些邪教也不可能存在很久。总会有人会认识到，总会有人来揭露。并非每个相信邪教的人都是不好的，但是，你一直信下去不是就要走上被骗的路了吗。
邪教的演出骗了很多人
邪教骗人可能不止一种形式，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我有一次在美国演出，看到他们过年过节也有演出，场面很大，他们有钱啊，还有多媒体的布景，搞得挺像样的。观众中也有外国人士，可是他们根本不知道演出背后的真相，从表面上看觉得“哦，不错嘛，这个教会”，如果不去辨别，就不会知道他们的坏，很多善良的人会被欺骗。
好的艺术是对人民有益的
好的艺术是对人民有益的。对人们的认知是起到作用的。比如喜剧，喜剧不一定只是笑，喜剧是很难写很难演的，好的喜剧其实很深刻，它用幽默感启发人。
邪教烧死小孩，比法西斯还厉害
文艺能给人的生活带来很多影响。我受中外文学的影响非常深，到现在为止以前的外国明星我还能背一串。以前的苏联、法国作家，还有后来的一些新的作家，他们的书现在还记得。前几天高清电视在播放《卡萨布兰卡》，这部电影我看了很多次了，虽然已经不是很新鲜了，但看了仍然很有感受。有很多反映二战的好的电影作品，帮助我们去认识法西斯，我看，邪教烧死人，还烧死小孩，比法西斯还要厉害了。
糊里糊涂活着是非常危险的
虽然我现在已经“活到老”了，但真是“活到老，学不了”，因为社会在往前走呀，你要跟得上，跟不上就不行了。像我们老年人现在电脑跟不上，很多事情就来不及去做，眼睛也不好了耳朵也不好了，但是我还可以去看啊，很多报纸啊，报告啊，多听多看，我还可以去参与啊。很多好心人劝我：到这个年龄，你就坐在家里，吃吃，玩玩。我说不能这样，我已经吃了90年了。好玩地方也走得蛮多的了。像我女儿每年都要去旅游，有什么地方好玩一定要去。我女儿也不小了，也70了。我说人家小孩子这样也就算了，你这么大年纪了，还爱玩。但是她不听，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但是基本的东西要明白，如果一点认识也没有，糊里糊涂活着是非常危险的。
参加中共南方局的中华剧艺社
我从家里出去就参加抗战文艺工作。我在中国电影制片厂参加工作了1年多，后来参加中共南方局成立的中华剧艺社。当时自己有一个反复：我不想当演员，因为我没学过这个东西，很害怕，上了台，手脚都没地方放，手足无措。本来人走路很自然的，但一上台，我什么都不会了，怎么走路都不会了，杂念丛生。当时，我就想去当小学教员，至少我要活命啊，可那个时候小学教员也做不上，因为重庆被日本轰炸非常厉害。
我现在这个女儿，她的父亲是个酒鬼，早晨起来就要喝，还没到10点就醉了，要醉一天，醉的不是一点点，是酩酊大醉，每天都这样。我想你这种人怎么能演好抗战的戏。后来在中华剧艺社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旅行公演，1943年的时候他们中国电影制片厂来借我，他就闹，跟中华剧艺社的社长闹，说你不许把秦怡带走，你要带走了你就好看吧，简直是耍流氓手段。后来他跟我一起在台上演董小宛，有一幕，他在我背后，我的头靠在他身上，讲什么月亮啊那一套，古时候的恋爱。靠着靠着他居然走掉了，我差点摔下来。就听见台底下观众用四川话骂人，他就回骂观众，结果台上台下对骂。我想这个家我可不能再呆下去了。于是，我又一次逃走了。但是这个逃是对的。那种生活如果不改变的话，是真的活不下去的。
后来夏衍同志给我起个外号，叫“胜利大逃亡”，一共三次，一次是从家里出走，一次是逃出国民党军队，一次就是逃离家庭。我平常生活中并不聪明，但在这种大的辨别是非，在人生道路的抉择方面还是聪明的。
我大姐很早就参加了革命，29岁在抗战中牺牲
小时候在家里，大姐对我最好。大姐很早就参加革命，虽然她没有出去，她死的很早，二十九岁抗战中死了。但是她一直带领我走这条路。我六、七岁时他们开会就叫我望风，跟我说，我们开的会都是做好事情，但是有坏人要来，所以你就要帮我们好人，你就坐在那看着，万一有人往我们家这个方向走，你就做点动静出来提醒我们。那时有进步的少年宣讲团，我每个礼拜或者每两个礼拜去一次，听报告，或者看那边的小孩跳芭蕾舞，看田汉的《苏州夜话》、《名优之死》等话剧，看了以后觉得很有意思，有不懂的就回去问大姐。就这样潜移默化地，大姐虽然也并没有叫我去具体做什么，我对什么是好的，进步，我也慢慢懂了。后来蒋介石4·12叛变，我家对门就是一个警察局，听说抓了很多革命党人，我就知道那些警察是坏人。我们家有个临马路的窗子。我就在窗口这边等着，等到有警察走过，我就向他们吐口水，当然这没有什么大意思，就是出气，那些警察火的不得了要来抓我。我小孩嘛一下子就逃走了，连家里都不知道我躲哪。
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一定要弄清
因为受大姐的影响，我从小就一直有种意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一定要弄清。我伯父很不好，很封建，娶了九个老婆，那是“发妻财”。老婆娶过来不都是有嫁妆嘛，我就恨他了。那怎么整他呢？那个时候我有个小我6岁的妹妹，整天跟在我屁股后面，也恨他。我说我要写张纸，要说伯父不好，可是怎么写呢？她想出来一句话：杀去你的头。好好好，我说。我就写了张“杀去你的头”的纸，贴在了伯父的门上。我们想，他看到了，总要想想为什么人家要说“杀去你的头”吧。像这种很傻的事，我们小时候也做过蛮多的。
看书，那些中外小说，对我的影响很大。后来，电影的影响也特别大，因为电影是形象化了的。电影是用人物形象来使观众受感染，更加不容易忘。我是从各个方面受到影响。即便我出身在一个封建家庭，但我觉得，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更能推动我反封建，使我就走向另一条争取自由的革命的路了。包括在那个反动的年代中，也从反面受到了教育，使自己更能认清并恨那种坏人，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现在90岁了，仍然在做很多事，一天到晚停不下来。就是因为觉得这个事情挺重要的应该去做吧，想想那个事情也挺重要，也同样要做啊，也许是做了很多并非一定全要我去做的。但我总觉得，不管我做得怎样、功劳多大，只要我去做了，总还是对的。假如我高高挂起，人家的事情我不管，虽然完全可以，但我想着还是应该要管，要做。就像反邪教的工作，为什么要管呢？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我还是应该要管。自己给自己一种使命感，所以，不管什么工作需要我去我都去做。
我爸爸每天回来要做好多的事，感动了我妈妈
年轻的学生和我说，现在他们毕业了，也会有烦恼。比如有的时候工作不顺利了，大家学的一样的学校一样的程度，你的工作比我好，我的工作没有你好，觉得不太平等啊。我就和他们说，这些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中国人口那么多，确实也是一件难事。你看我以前家里为什么要送掉四个呢，实在是养的太多了，爸爸负担不起，又被封建家庭压着，实在是很困难。
我六、七岁的时候开始懂事了，知道爸爸妈妈好像没有钱了，要节省点。可是我爸爸还是会为自己找点有意义的娱乐。所以他星期天就去“大光明”去听工部局乐队的音乐会。他会把我一起带去，还警告我说听音乐会可不能出声，你不要跟爸爸讲话，你要是要问什么问题要等结束了以后。有时候还买给我吃像雪茄烟一样的巧克力糖。我拿出来要吃了，想想舍不得，又想拿出来吃，还是舍不得，一直拿着拿着。等到音乐会一停止，我一下子就吃掉半根。这样算可以有一次享受，当然不可能常常有啦。
我父亲穷苦，他人很瘦，肺痨病，结婚的时候就吐血了。每天晚上回家虽然已经很晚，但他会把很旧很大的房子，打扫一下，每个房间的地板都擦的很干净。小孩子衣服都乱丢，他会把我们所有的衣服，都叠好整理好，放在每个孩子的床边。所有的碗、茶杯统统洗干净，摆在一个盘子里。窗子上有一点点脏他也要马上擦干净。爸爸每天回来要做这么多的事，感动了我妈妈。我妈妈劳动一天也辛苦，但第二天起来，虽然一样的房子一样的地方，但经爸爸一收拾，窗明几净，就舒服了，就又有力气去劳动了。所以很多事情，一个人要动脑子想方设法把生活变好。也许东西不好，比如穷苦人家没什么好家具，但你可以使它变干净，这就会让我们舒服多了。像我现在没时间整理家里，房间丢得乱糟糟的，再好的房间也不会好了，所以我每天骂自己没有爸爸这种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