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2岁到16岁经历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生活非常苦。一次偶然的机会，从收音机里听到优美的音乐觉得很喜欢，后来在生活中又接触到京戏、北方大鼓、曲艺、美国电影、上海的电影,不知不觉入脑入心。虽然当时生活很苦，但我在精神上找到了寄托。小时候也没人教导，只是觉得听音乐有意思，边听边跟着调哼唱，后来就模仿着唱，就唱起来了。从那时起，音乐便在我生命中扎下了根。我到13岁时，学校旁边的文庙（孔庙）每年举办一次丁日祭孔活动，我被老师选作施礼生（现在叫做主持人），于是我就在文庙的大殿前，对着扩音机朗诵：“主祭官就位，分县官就位，配祭者就位”。这是我第一次用嗓子为社会服务。

　　步入音乐殿堂

　　上中学时，我认识了一位牧师的儿子，他在1946年平安夜那天带我去教堂听了一场音乐会。唱诗班演唱的是德国作家亨德尔写的《弥赛亚》，曲子深深地震撼了我，那晚的经历影响了我的一生。后来我参加了教堂的唱诗班，在练习《创世纪》、《弥赛亚》、《圣曲》等歌曲时不断请教其他同学，慢慢跟上节奏。一年后，我就什么谱子都能唱了，这是实践出真知的结果。1953年，北京歌舞剧院的郭兰英、王昆等艺术家到天津庆祝第一文化宫开业，我去看了节目之后，又一次被震撼了，感叹革命文艺这的强大感染力！郭兰英演的白毛女，我是一边听一边流泪。那时候正好我父亲去世了，我也处于事业的迷茫期，找不到自己的前途和方向。后来有人鼓励我考文工团，于是自己大着胆子凭借对音乐的一腔热忱只身去北京参加中央歌剧院的考试，结果幸运地考上了。我的业余爱好变成了我的工作，我也成为了一名专业演员，开始了自己的艺术生涯，从1954年到今年正好60年。

　　参演新中国第一部西洋歌剧

　　演歌剧不同于唱一首歌，要创造角色、交流形体动作，还有许多高音，一部歌剧下来要唱两个钟头，在国外唱歌剧是最高、最难的。在周恩来总理的倡导下，北京歌舞剧院请苏联专家帮助排演新中国第一部西洋歌剧《茶花女》。我作为还在学习中的青年演员，被安排饰演剧中男一号阿尔弗莱德的C角。虽然不是主要演员，排练的机会也不多，但我肯用心、很执著，把角色的唱段、表演，甚至人物内心的独白都研究到位，把握透彻准确。公演前剧院领导和苏联专家一同观看了三组演员的表演后，决定破格由我担当首演和以后重要场次的演出。1956年12月28日，歌剧《茶花女》在天桥剧场上演，这也是中国人看到的第一部西洋歌剧。《茶花女》搬上中国舞台，这在当年的文艺战线上是一件极为轰动的大事。从此，作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歌剧之一，《茶花女》有了一个中国人独享的身份：“中国人最熟悉、最亲近的西洋歌剧。”

　　祝酒歌背后的故事

　　70年代末，我们剧院要恢复过去的歌剧。当时剧院在排演歌剧《阿依古丽》，我傍边坐着一个我们同组的演员苏凤娟，她老拿一张歌片儿看。我说你看什么呀？她说，“不知这个歌好坏，施光南寄来的。”我一看是《祝酒歌》，我哼到三分之二的时候就激动起来，说这歌太好了！从那之后，《祝酒歌》就深深印在我脑海里。但当时好多人都反对唱这首歌，认为是号召大家喝酒。正巧有一天人民大会堂有个招待国宾的演出，中宣部要求唱一个欢快的歌。那时欢快的歌很少，多数是缅怀先烈、寄托哀思的。我一想《祝酒歌》就很欢快，就在大会堂演唱了这首《祝酒歌》，全场热烈鼓掌，演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那天起我就开始唱这歌，现在看来这首歌是时代的声音。在那个历史时期，这首歌替老百姓抒发了郁闷的豪情，成为了改革开放的号角。《祝酒歌》成为了我艺术表演的一个巅峰，所以有些年轻人问我，“李老师，您红了一辈子谈谈经验吧？”我说，“如果你的艺术表现，你唱一首作品全国人民都喜欢，震撼人心，你就成功了。”

　　艺术家的责任

　　我们这辈人大多都怀有对国家、民族前途忧患的意识，不是说我自己丰衣足食就好了，经常考虑到社会、国家的发展，并且是从心里由衷的。假如我唱歌大家高兴，大家获得美感的同时展开一种想象，感到生活是这么美好。这说明我为推进社会前进、为和谐社会做出了些许贡献，我就觉得自己还有用。我们同辈的人一批一批的淘汰，身体不行了，没有唱红的歌了，或者家里各种原因……各种原因都能让一个演员离开这个舞台，我排除了诸多仍然留下来了。

　　法轮功留下的印象

　　提到法轮功，让我想起了曾经熟识的关贵敏。他在1999年之前信了法轮功，一见我就向我宣传法轮功的歪理邪说。关贵敏说的特邪乎，“告诉你李老师，你要信了法轮功，一辈子不吃药，保证你长命百岁”。他越说得邪乎，我的心里就越不接受。后来听说他去了美国，现在还是法轮功演出团体的主力演员。有一次我去美国演出，关贵敏特地跑来找我，还想让我安排他唱首歌，我断然拒绝了他。现在，法轮功在境外干些有损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事情，但他们阻碍不了我们国家的发展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