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岁的女孩子离家投身抗战
在当时,大家庭里出来的女孩子,年纪又小,就走出家庭参加抗战,几乎是不可能的。需要些勇气和方法才能做到,如果你好好和父母谈,他们一定不允许。我的父母还不算封建,但是这样的事情也是不会同意的。才十六、十七岁的女孩子,怎么能一个人跑出去?家里也不可能给你很多钱,你怎么去生活。所以这样的事情几乎是办不到的。当时我想来想去,只有采取不辞而别的办法。抗日战争是多么重要,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还是很强大的,我们的部队几乎是节节败退,眼看着将来难免要做亡国奴。我那时那么小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要去辨别清楚事情的好坏。
日本鬼子来了,要去打啊!
我觉得一个人在遇到任何事情时,首先要去识辨这个事情的好坏。抗战时,你想高高挂起,什么都不管,那是办不到的。那么多老百姓遭受侵略,无辜牺牲,要当亡国奴了。尤其当时的上海,日本鬼子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上海有很多租界,我家在南市,是日本主要侵略的地方,炮轰、机枪扫射、轰炸都以南市为主,我亲眼目睹了日本鬼子的罪行。所以你不逃出来是不行的,上海就算是没有亡在日本鬼子手里,当时的外国租界其实也一样,大家熟悉的,黄浦公园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所以我觉得要去前方,要去打仗啊!打赢了,把那些侵略者都赶出去啊,这是很简单的道理。那个年代,不必去研究深奥的道理,就是这简单的道理就刺激了我们年轻人,要到前方去,去打仗!所以,我也是,“不去管它,走啊!”跟着人家就走。
内陆切断了,只能从香港走,再到广州,再到武汉
当时正好有一个机会,交大11位航空机件班的学生,毕业了要到成都机场报到,所以我就跟着他们一起去了。这些学生正好租住我一个同学的房子,他们要走了要退房子,我的这个同学也想跟我们一起走,但是他没有我勇气大,他家里要他订婚,要走又不敢走。我呢,没有挂牵,虽然也很爱父母。我家里孩子多,一共十个,送掉了四个,还有六个。我排行老六,一般中间那个孩子家里就不会很在意,往往不大管的,我平时都是经常自己跑出去,想参加什么活动就去参加,大人也不大知道。走的那天我也是很隐蔽的,没有预先拿东西,钱也是平时给我的零用钱节省下来的。车钱,是交大的学生帮我出的,你凑点他凑点,我自己出车钱的话,以后我就没有办法生活了。那也算是个机遇,不然确实走不了。走不了我就到不了前线。那时内陆的交通已经切断了,只能从香港走,所以是先坐船到香港,从香港坐火车到广州,广州再乘车从粤汉路到武汉。到了武汉后参加了军队,还参加了行军,头一次行军我们走了120里,当到达驻地时我们都像老太太一样,都在咳嗽,腰都弯下来了,从来没有那么累过。
当时想一股勇气走到最前线,根本就没有放弃的念头。我本来是长发,卷卷的,很好看,因为在学校时也参与各种文艺活动。但到部队我就剪了个很短的男生头。在湖北,理发店是没有镜子的,问你要剪什么头,我说不出来,结果剪个很短的西装头,回家小镜子一照,啊呀头发都没有了。但我很起劲,因为戴军帽、打绑腿、穿军衣,自己也很激动,觉得还没有工作就已经是个军人了,可以参加抗战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是一鼓作气,其实也是很艰辛的。
识辨下来,我们想到延安去
当时的环境中我们很快就识辨出这个军队是什么军队。虽然我们那个军长还不错,叫孙振,不久前还看到对他的评价。国民党里,他还是抗战,还不错,一个矮矮的小老头。
我后来又逃出来了。军队里要走的话需要辞职,自己要走的话就是逃兵了。当时我们去辞职时,他们说刚来几天怎么能走,不许辞职。那么就要跟着军队撤退,也不知道撤到哪里。其实这个军队一直没有打仗,我们也一直没有到达最前线。当时我们有三个女孩子,在武汉考上这个部队的“文书”,做些开会时做记录,发布告的事。后来还听到一些闲言,说当文书就是个花瓶,军队里头要三个女孩子干什么,我们听了越想越不对劲。其他两位年纪都比我大,有一个大了十五、六岁,一个大了十岁。其中一个大点的比较懂,她知道怎么走,怎么能够逃出去,她就说:恐怕这个军队不是我们该呆下去的,尤其是小妹妹,就是说我,可不能在这呆下去。
当时这也是一种识辨。识辨下来,觉得这个地方不能呆下去。我们的宗旨是要到前方去抗战,我们不要呆在这样的军队,我们还是要到延安这样的地方去。当时懵懵懂懂的,就决定走吧,要走早点走。但是怎么走呢?大的那个姐姐就在外面定了一个小舢板,约好半夜3点出去。军队晚上要喊口令,她预先把口令也打听到了,这样我们就能通得过防哨,但是还是通不过大门,于是我们就看好了厕所,那个地方的厕所墙很矮的,我们一个人顶一下就爬出去了,就这样子逃出去的。
我们先到樊城,再坐火车到武汉。千辛万苦,终于逃出来。逃到武汉之后战事更加吃紧,军队那里顾不上我们了,等到发现了要想来抓,我们已经偷偷登上了去重庆的轮船了。那个时候只有这一条水路,就这样,到了大后方。
要很好地识辨一切事物,像邪教,要识辨,太无知了,就会连命都送了
一个人跑到社会上要很好地识辨一切事物。就像我们现在谈到邪教问题。我觉得,凡事自己要好好分析一下、识辨一下,太无知了就会连命都送了。我常常想到那些在天安门广场上烧死的孩子,这个孩子本身是不懂,可是他的母亲是怎么做的呢?自己的孩子被烧死,这个太不懂了,太无知了。别人说什么好,你一点也不去辨别,就觉得什么好,不能这样的。哪里来的天堂,天堂在哪里啊,如果有这样的天堂大家都在天堂里了,就不会有地下了。所以人要认识这个世界,做什么事情都要去认识。
有很多人都掉在泥坑里了
抗战时期,如果不认识到这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我们的话,那是很危险的,有很多人就掉在泥坑里了,有很多人就走到敌人那边去了。可是日本的那些爱国反战的志士,他们有一个机构,参加一个抵制自己国家去侵略别国的组织,后来我们和这些组织都有联系,个人也都交了朋友。识辨也要有能力,需要学习、需要关心各种时事。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自然很关心抗战,而且知道即便是到大后方也是可以抗日的。
第一次见到周总理,开了窍
使劲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也是在过年的时候。我的同事是个摄影师,他当时可能是地下工作者。要过春节了,他说我家在上海,就一个人,就把我请到家里一起吃年夜饭,那天他还请了周总理。当时总理看看我,说:这个小妹妹你是在工作呢还是在读书呢?我说我也不读书也不工作,才来一个多月,没有着落,反正人家叫我进中国电影制片厂,又有合唱团。周总理说,你现在不会演戏,在合唱团唱唱歌总是可以的,年轻人都会唱点歌,那么就去唱一些抗战的歌曲。我回答:我嗓子不好,我也是临时在这里头“混混”。这下子给总理抓住了:啊?混混?怎么是混混啊?我跟你说,你做的这个工作很有意义。他说:你们不晓得,千千万万人听着你们的歌声,走上前线,浴血奋战,打胜了仗,赶走了敌人,这能说没有意义啊?当然我不反对你再去深造,你这么年轻。当时,我就想这个人倒蛮厉害的,说得那么好,平常的人在日常是不会说这种话的。平常的人只会说“你吃饭了吧?”这些。不会像总理那样说得那么有道理。哦,原来是这样的!当时我好像开了窍一样。对啊!我们的歌声不是鼓舞了人们上前线嘛。觉得他说得真对,我们自己在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时候不也是拼命地使劲吗,真是很有意义的。所以也就一点点意识到,演戏是很重要的事情,演的所有的戏都有抗战的意义。
所以,如果说你生活在这个社会上,要去识辨你是在怎样的环境里,你应该怎样去做,你是加入什么团体好。当时,我们就是看准了当时的三厅厅长郭沫若,还有阳翰笙,知道这些都是革命的同志,知道了他们是来领导我们向前走。唱那些抗战的歌、演那些抗战的戏。我觉着这个很好,我就要走这条路。
十一岁女孩子误入了邪教,父母简直是该死
教会,很多教义都是很好的,都是慈善的,菩萨一样的。我们家是城隍,我是城隍庙老爷的后代,家里也信道教。中国的教就是道教,佛教是外来的。可是我不信,不信不等于对它不好。但是当一个“教”做出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你一定要去认识啊。就像对邪教,你要问一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宣传教义非要这样宣传吗?你们的“教义”是与人为善的,还是违背人类的?佛教也是宣传的,很多教在做宣传,但为什么只有你们要把人烧死呢?为什么出现这些事情呢?生了病不让吃药,这是为什么?这个东西到底为什么服务的?不是在害人嘛。这个很容易分清楚,稍微自己有点认识的话就会分清。我们从事实分析一下,简直吓人。当年我们整天谈这个事,看电视里采访一个女孩子,当时没有死,11岁那个,她在床上还说话,就觉得特别地同情、难受,把人害成这个样子。还有那个音乐学院的女孩子,也是的,十几岁了还上这个当。她的父母简直是该死,我当时非常生气。因为这个行动本身不能让人理解,邪教到底要宣传什么。随便什么教都应该有一定的善的基础的,比如,劝人为善啊、救人啊,当有人遇到困难,不是也要帮助嘛。现在我们也这样嘛,灾难来了都会去捐献嘛。
汶川地震,我们带头捐款
汶川地震,我是捐了点钱。当时听到消息后很着急,看到我们全国人民都是很关心的,每天都在谈这个事。而且那次余震次数也很多,还牵涉到周围地区。我们厂里在举行捐款活动,我就捐了一万。北京也叫我们去参加会议,义演、义卖的,当时我听到、看到年轻同志都捐得挺多,那我们怎么办呢。虽然我们老了,但我们老人多少要带一点头吧,带一点小头吧。那个时候就想,我孩子也没有了,这个钱还是捐掉为好,应该做的事情正好来了,就马上去做。那时朱军一个个问,我说我捐20万,他就说“可以不捐的,您已经来了”我说“不,我会捐的,你放心。我现在是没有带钱,我明天回上海,早晨一起来我就把钱送到慈善基金会”
我经过了这么多年,对于辨别事情的好坏,总归是知道的。如果一个人是非不分的,那是非常危险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这么大,有好有坏,要辨好坏。
邪教拿死来诱惑人
我现在很同情的那些信了邪教的。不论邪教宣扬什么,但到了拿死来诱惑人,这样的东西不能让他存在,而且这些邪教也不可能存在很久。总会有人会认识到,总会有人来揭露。并非每个相信邪教的人都是不好的,但是,你一直信下去不是就要走上被骗的路了吗。
邪教的演出骗了很多人
邪教骗人可能不止一种形式,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我有一次在美国演出,看到他们过年过节也有演出,场面很大,他们有钱啊,还有多媒体的布景,搞得挺像样的。观众中也有外国人士,可是他们根本不知道演出背后的真相,从表面上看觉得“哦,不错嘛,这个教会”,如果不去辨别,就不会知道他们的坏,很多善良的人会被欺骗。
好的艺术是对人民有益的
好的艺术是对人民有益的。对人们的认知是起到作用的。比如喜剧,喜剧不一定只是笑,喜剧是很难写很难演的,好的喜剧其实很深刻,它用幽默感启发人。
邪教烧死小孩,比法西斯还厉害
文艺能给人的生活带来很多影响。我受中外文学的影响非常深,到现在为止以前的外国明星我还能背一串。以前的苏联、法国作家,还有后来的一些新的作家,他们的书现在还记得。前几天高清电视在播放《卡萨布兰卡》,这部电影我看了很多次了,虽然已经不是很新鲜了,但看了仍然很有感受。有很多反映二战的好的电影作品,帮助我们去认识法西斯,我看,邪教烧死人,还烧死小孩,比法西斯还要厉害了。
糊里糊涂活着是非常危险的
虽然我现在已经“活到老”了,但真是“活到老,学不了”,因为社会在往前走呀,你要跟得上,跟不上就不行了。像我们老年人现在电脑跟不上,很多事情就来不及去做,眼睛也不好了耳朵也不好了,但是我还可以去看啊,很多报纸啊,报告啊,多听多看,我还可以去参与啊。很多好心人劝我:到这个年龄,你就坐在家里,吃吃,玩玩。我说不能这样,我已经吃了90年了。好玩地方也走得蛮多的了。像我女儿每年都要去旅游,有什么地方好玩一定要去。我女儿也不小了,也70了。我说人家小孩子这样也就算了,你这么大年纪了,还爱玩。但是她不听,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但是基本的东西要明白,如果一点认识也没有,糊里糊涂活着是非常危险的。
参加中共南方局的中华剧艺社
我从家里出去就参加抗战文艺工作。我在中国电影制片厂参加工作了1年多,后来参加中共南方局成立的中华剧艺社。当时自己有一个反复:我不想当演员,因为我没学过这个东西,很害怕,上了台,手脚都没地方放,手足无措。本来人走路很自然的,但一上台,我什么都不会了,怎么走路都不会了,杂念丛生。当时,我就想去当小学教员,至少我要活命啊,可那个时候小学教员也做不上,因为重庆被日本轰炸非常厉害。
我现在这个女儿,她的父亲是个酒鬼,早晨起来就要喝,还没到10点就醉了,要醉一天,醉的不是一点点,是酩酊大醉,每天都这样。我想你这种人怎么能演好抗战的戏。后来在中华剧艺社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旅行公演,1943年的时候他们中国电影制片厂来借我,他就闹,跟中华剧艺社的社长闹,说你不许把秦怡带走,你要带走了你就好看吧,简直是耍流氓手段。后来他跟我一起在台上演董小宛,有一幕,他在我背后,我的头靠在他身上,讲什么月亮啊那一套,古时候的恋爱。靠着靠着他居然走掉了,我差点摔下来。就听见台底下观众用四川话骂人,他就回骂观众,结果台上台下对骂。我想这个家我可不能再呆下去了。于是,我又一次逃走了。但是这个逃是对的。那种生活如果不改变的话,是真的活不下去的。
后来夏衍同志给我起个外号,叫“胜利大逃亡”,一共三次,一次是从家里出走,一次是逃出国民党军队,一次就是逃离家庭。我平常生活中并不聪明,但在这种大的辨别是非,在人生道路的抉择方面还是聪明的。
我大姐很早就参加了革命,29岁在抗战中牺牲
小时候在家里,大姐对我最好。大姐很早就参加革命,虽然她没有出去,她死的很早,二十九岁抗战中死了。但是她一直带领我走这条路。我六、七岁时他们开会就叫我望风,跟我说,我们开的会都是做好事情,但是有坏人要来,所以你就要帮我们好人,你就坐在那看着,万一有人往我们家这个方向走,你就做点动静出来提醒我们。那时有进步的少年宣讲团,我每个礼拜或者每两个礼拜去一次,听报告,或者看那边的小孩跳芭蕾舞,看田汉的《苏州夜话》、《名优之死》等话剧,看了以后觉得很有意思,有不懂的就回去问大姐。就这样潜移默化地,大姐虽然也并没有叫我去具体做什么,我对什么是好的,进步,我也慢慢懂了。后来蒋介石4·12叛变,我家对门就是一个警察局,听说抓了很多革命党人,我就知道那些警察是坏人。我们家有个临马路的窗子。我就在窗口这边等着,等到有警察走过,我就向他们吐口水,当然这没有什么大意思,就是出气,那些警察火的不得了要来抓我。我小孩嘛一下子就逃走了,连家里都不知道我躲哪。
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一定要弄清
因为受大姐的影响,我从小就一直有种意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一定要弄清。我伯父很不好,很封建,娶了九个老婆,那是“发妻财”。老婆娶过来不都是有嫁妆嘛,我就恨他了。那怎么整他呢?那个时候我有个小我6岁的妹妹,整天跟在我屁股后面,也恨他。我说我要写张纸,要说伯父不好,可是怎么写呢?她想出来一句话:杀去你的头。好好好,我说。我就写了张“杀去你的头”的纸,贴在了伯父的门上。我们想,他看到了,总要想想为什么人家要说“杀去你的头”吧。像这种很傻的事,我们小时候也做过蛮多的。
看书,那些中外小说,对我的影响很大。后来,电影的影响也特别大,因为电影是形象化了的。电影是用人物形象来使观众受感染,更加不容易忘。我是从各个方面受到影响。即便我出身在一个封建家庭,但我觉得,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更能推动我反封建,使我就走向另一条争取自由的革命的路了。包括在那个反动的年代中,也从反面受到了教育,使自己更能认清并恨那种坏人,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现在90岁了,仍然在做很多事,一天到晚停不下来。就是因为觉得这个事情挺重要的应该去做吧,想想那个事情也挺重要,也同样要做啊,也许是做了很多并非一定全要我去做的。但我总觉得,不管我做得怎样、功劳多大,只要我去做了,总还是对的。假如我高高挂起,人家的事情我不管,虽然完全可以,但我想着还是应该要管,要做。就像反邪教的工作,为什么要管呢?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我还是应该要管。自己给自己一种使命感,所以,不管什么工作需要我去我都去做。
我爸爸每天回来要做好多的事,感动了我妈妈
年轻的学生和我说,现在他们毕业了,也会有烦恼。比如有的时候工作不顺利了,大家学的一样的学校一样的程度,你的工作比我好,我的工作没有你好,觉得不太平等啊。我就和他们说,这些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中国人口那么多,确实也是一件难事。你看我以前家里为什么要送掉四个呢,实在是养的太多了,爸爸负担不起,又被封建家庭压着,实在是很困难。
我六、七岁的时候开始懂事了,知道爸爸妈妈好像没有钱了,要节省点。可是我爸爸还是会为自己找点有意义的娱乐。所以他星期天就去“大光明”去听工部局乐队的音乐会。他会把我一起带去,还警告我说听音乐会可不能出声,你不要跟爸爸讲话,你要是要问什么问题要等结束了以后。有时候还买给我吃像雪茄烟一样的巧克力糖。我拿出来要吃了,想想舍不得,又想拿出来吃,还是舍不得,一直拿着拿着。等到音乐会一停止,我一下子就吃掉半根。这样算可以有一次享受,当然不可能常常有啦。
我父亲穷苦,他人很瘦,肺痨病,结婚的时候就吐血了。每天晚上回家虽然已经很晚,但他会把很旧很大的房子,打扫一下,每个房间的地板都擦的很干净。小孩子衣服都乱丢,他会把我们所有的衣服,都叠好整理好,放在每个孩子的床边。所有的碗、茶杯统统洗干净,摆在一个盘子里。窗子上有一点点脏他也要马上擦干净。爸爸每天回来要做这么多的事,感动了我妈妈。我妈妈劳动一天也辛苦,但第二天起来,虽然一样的房子一样的地方,但经爸爸一收拾,窗明几净,就舒服了,就又有力气去劳动了。所以很多事情,一个人要动脑子想方设法把生活变好。也许东西不好,比如穷苦人家没什么好家具,但你可以使它变干净,这就会让我们舒服多了。像我现在没时间整理家里,房间丢得乱糟糟的,再好的房间也不会好了,所以我每天骂自己没有爸爸这种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