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石库门，是上海特有的一种住宅，也是上海普通老百姓的栖身之地。它伴随着几代上海人走过了漫长的岁月，石库门里弄里的人和事，对上海，对整个中国，乃至世界近代史的构成，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
多少声音跟着它起，
前门叫卖菜，后门叫卖米，
哭声震天是二房东的小弟弟，
双脚乱跳是三层楼的小东西，
只有卖报的呼声比较有点书卷气。
——这是昔日上海滩歌后周璇的一首老歌，歌里唱的正是多少上海人过得腻了却又怀念不已的石库门里弄生活。
石库门，是上海特有的一种住宅，也是上海普通老百姓的栖身之地。它伴随着几代上海人走过了漫长的岁月，石库门里弄里演绎的上海风情，凝结着许多抹不去的记忆。
关于这个石库门理论建筑的由来呢，他是兴起于19世纪50、60年度，当时开埠后的上海租界，当时这个清政府有规定 ，在租界内是华洋分居，中国人不能居住于租界，因为在这个19世纪的50、60年代，上海的小刀会起义和这个太平天国，导致了当时江浙一带，大量的士绅和一些难民开始涌入租界，因此在租界内出现了中国人居住这样的情况，那么，租界内的那些洋行和商人看到这种情况，有利可图，因此呢，也就是根据英国连排的这样的一种特点 ，兴建了一批这种连排木屋，应该说是在租界内石库门的源起，石库门有一个特点，它这个大门也是中西合璧，有三角形、圆形、方形等多种形式
这种建筑的每一幢房子都有一扇以石料箍着的黑漆木质大门。上海方言中，“箍”和“库”同音，久而久之，这种建筑就被称为“石库门”。
石库门房子联排呈“丰”或“井”字样，房子之间的通道称为“弄堂”，整个一片称为“里弄”，里弄之间的通道则为“弄”。当年英租界内有条主要通道，叫做“花园弄”，后来逐渐发展为上海第一条马路——“大马路”，也就是现在的南京东路。
20世纪20年代，石库门建筑达到了鼎盛期，约有三分之二的城市居民居住其中。
石库门建筑里的人和事，对上海近代史的构成，对整个中国，乃至世界近代史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石库门里弄前后左右相通，进出方便，左邻右舍相互熟识，很容易分辨。这样的环境，不论是国民革命，还是红色革命，抗日救亡，一直都是开展地下活动的基地。孙中山、黄兴、陈其美，以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最初在上海都居住在石库门内。中共“一大”、“二大”、“四大”会址及共青团中央旧址也都在石库门里弄之中。
兴业路76号，闻名的中共“一大”会址，往南约300米的马当路306弄普庆里4号，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
1919年4月，来自韩国各地和海外独立运动的29名代表，在上海召开了一次政府会议，决定成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今天的韩国政府也以此作为大韩民国的开国元年。
1926年12月，被尊为“韩国国父”的金九出任临时政府的元首“国务领”。他任职后，由于财政困难，只得把临时政府办公场所放在了自家居住的这幢三层石库门住宅内。
在这里，金九发起组织了韩国独立党和韩人爱国团，开展抗日活动。1932年初，他们与当时的上海滩斧头帮老大，被称为“暗杀大王”的王亚樵合作，策划在侵华日军庆贺“天长节”（即天皇诞辰日）时行刺。4月29日上午，承担重任的韩国青年尹奉吉与送行的金九拍照留念后，便前往虹口公园，混入了参加庆贺活动的人群。在开幕演奏日本国歌时，突然将一颗自制炸弹扔上了主席台，七名日本重量级人物全部被炸伤。其中，侵华日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因伤势过重而死，时任日本驻华公使，后来代表日本在战败投降书上签字的重光葵也被炸掉了一条腿。尹奉吉当场被捕，数月后在日本就义。
刺杀发生后，日本便衣很快冲到普庆里，要抓捕金九等人，石库门弄堂里的邻居们在前门巧妙地缠住了日本兵，金九他们乘机从后门出走，利用地形，迅速安全地撤离了上海。
这幢普通的石库门建筑，是韩国人民心中“独立运动的圣殿”。1992年中韩建交后，历任韩国总统都曾前来参观。去年9月4日，旧址经修缮后重新开放，现任韩国总统朴槿惠特意赶到上海主持这一仪式，并题词“继承先烈爱国精神，实现半岛和平统一”。
石库门建筑多由天井、客堂间、厢房等组成，其中居住条件最差的是其特有的亭子间，一般用作居住佣人，或堆放杂物。然而，就在这样一种场所，诞生了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极其独特的“亭子间文学”。
“亭子间文学”是指那些居住在亭子间的文人及其作品。上世纪20年代初，上海逐渐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很多文学青年来到上海寻求梦想。由于他们大多经济拮据，却又希望有个相对较好的周边环境，所以很多人都租用了石库门中租金最便宜的亭子间居住。在这里，他们创作出了大量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一座座丰碑。其代表人物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丁玲……个个鼎鼎大名，如雷贯耳。
鲁迅先生在上海的写作就是从亭子间起步的。1927年，他从广州来沪，住进了虹口横浜路景云里23号亭子间。当时，他的邻居，有陈望道、叶圣陶、沈雁冰、周建人等人。住在对面11号亭子间里的沈雁冰正在创作中篇小说系列《蚀三部曲》，并第一次使用了一个以后响彻世界的笔名---“茅盾”。
鲁迅居住之处，虽地处公共租界范围之外，却被租界当局越界管辖，因此称为“半租界”。 为讽刺当时半殖民半封建的黑暗现实，他在汇编杂文集时取名为“且介亭杂文”，“且”、“介”就是“租界”二字的一半，“亭”就是指亭子间。
就在鲁迅先生来上海之前，有个名叫李尧棠的南京小伙也来到了上海，住进了康悌路康益里4号的亭子间，在那里，他创作了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并开始使用一个新的笔名---“巴金”。几十年之后，巴老在谈到《灭亡》时说： “《灭亡》的发表……替我选定了一种职业，我的文学生活就从此开始了。”1935年8月，巴金游学日本回来，又住进了虹口狄思威路（今溧阳路）麦加里21号的亭子间。在这里，他开始酝酿《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二部《春》，最终成为了文学巨匠。
除了文学大家，石库门建筑中还居住着很多名人、大师。
山西北路的吉祥里，一条很不起眼的小弄堂，以诗、书、画、印四绝著称的近代艺术大师吴昌硕先生就在弄内的12号居住了14年，直至去世。在这里，他创作了许多艺术价值极高的作品，成为一代宗师；在这里，他指点和培养了陈师曾、陈半丁、张大千、齐白石、潘天寿、刘海粟等后来享誉艺坛的大师级人物。吴昌硕先生在此与京剧“四大名旦”中的梅、荀两位的交往，也为后人津津乐道。1920年，梅兰芳来沪演出，经袁世凯次子袁寒云介绍，拜访吴昌硕。吴昌硕非常高兴，精心画了幅《墨梅图》，并赋《七绝》诗相赠，曰：
翻风舞袖翠云翘，
嘘气如兰堕碧霄。
寄语词仙听仔细，
导源乐府试吹箫。
此后，梅兰芳每次见到吴昌硕，都“恭敬执弟子礼”。
1921年，另一位京剧大师荀慧生特意请人引荐，向昌硕先生请教书画，以后每次来上海，也必定要去拜见昌硕先生。直到七年之后，即1927年3月，吴昌硕终于同意将其收为正式弟子。荀慧生特意在有名的一品香饭店举办了隆重的拜师礼。这一拜，使他成了昌硕老人的关门弟子。一个多月之后，84岁高龄的昌硕老人溘然长逝，刚回到北京的荀慧生得知噩耗，又赶回上海，吊唁恩师。
百年来，上海的石库门里弄就像一个舞台，一幕幕人生戏剧在此上演，酸甜苦辣、悲欢离合。
1927年1月的某个冬日，诗人郁达夫前往霞飞路尚贤坊43号拜访老同学孙百刚。但他的全部心思随即被在场的一位妙龄女子给勾了过去，这便是有着“杭州第一美人”之称的王映霞。郁达夫一见钟情，当晚即在日记中写道：“可爱的映霞，我在这里想她，不知她可能也在那里忆我？”此后一年间，郁达夫三天两头朝尚贤坊跑，直到两人结秦晋之好，搬去赫德路嘉禾坊居住。这期间，郁达夫频繁进出孙家时，必经对面的39号后门，经常能看到有个8岁的小女孩在那里边唱着歌边洗衣服。3年之后，这个叫做周小红的小姑娘加入了著名的明月歌舞团，并演唱进步歌剧《野玫瑰》的主题曲《民族之光》，其中有句“与敌人周旋于沙场之上”的歌词得到广泛赞赏。周小红因此改名为周璇，“金嗓子”之名红遍了大江南北。
同是才子佳人，著名诗人徐志摩和京城美女陆小曼的故事更令人唏嘘。1926年，他们从北京移居上海，不久就住进了福熙路四明村的一幢三层石库门房子里，直到徐志摩因飞机失事去世。在这里，他们曾两次接待了世界文学泰斗泰戈尔先生。1929年3月，泰戈尔先生途径中国，专程到上海看望徐志摩陆小曼夫妇，还在这住了两个晚上。他没有住在专门布置的三楼房间，而是看中了徐志摩陆小曼夫妇的卧室，说：“这房间很有中国风味，古色古香，就让我睡这里吧”。3天时间里，他们谈诗论画，放松而随意，泰戈尔亲切的称呼徐志摩与陆小曼为“我的儿子、儿媳”。离别之时，老人欣然动笔为徐志摩夫妇留下了一幅远看像山、近看像老者的自画像，并附诗云：“山峰盼望他能变成一只小鸟，放下他那沉默的重担”。
上海的政府和社会各界正在积极推动石库门文化和石库门里弄建筑的保护，其中，也在积极推动石库门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同时也在积极的开展，保护与抢救新途径的探索，像我们这个田子坊等等，这样的一些既能够保留建筑，又能注入新的活力，比方说黄浦区的步高里，是保留了他原来居住的这种功能，对它居住的状况进行改善，使其焕发它新的价值，那么这些都是一些有益的探索，但是仅仅这些还是不够的，所以目前来说的话，上海有对这个石库门里弄又采取了一种新的叫风貌街坊的一种保护措施，也就是说把单个单个的里弄的保护，进行成片的成街坊的这样进行整体性的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