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李洪志“新经文”反科学本质剖析

亡命西方的李洪志在其所谓的“新经文”中，除明目张胆地充当西方敌对势力的走卒，继续贩卖邪教“法轮功”的歪理邪说外，还假装斯文，妄论科学，不仅又一次暴露出其无知、狂妄的本性，而且也为有良知的人们提供了难得的反面教材。

李洪志从来都是以科学为敌的。在美国，他就曾对着一群硕士、博士和博士后叫嚷：“人类现在的科学实质上是站在一个错误的基点上发展起来的，所以在修炼界，我们修炼的人根本就不承认现在的科学，认为它是一个错误。” “人类的历史和人类的科学，其实是一个错误。它发展的基点，对人类、对自己、对物质的认识基点是错误的。”[1]在其“新经文”中，李洪志更是肆无忌惮地编造谎言，不仅断然否定数千年来人类文明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而且违背科学方法，背弃科学精神，充当反科学的先锋。

　　“新经文”反科学的本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公然无视近现代以来人类科学研究的成果，编造了很多与科学事实不符的，甚至是违反科学常识的谎言；二是背离科学方法，不顾事实，信口雌黄，逻辑混乱，自相矛盾；三是败坏科技文化，诋毁科学，疯狂造神，自吹自擂，理性尽丧。

第一节  违背科学事实，编造诸多谎言

在“新经文”中，李洪志仍如其在《转法轮》里一样，无视近现代科学发展所获得的巨大成就和丰硕成果，继续编造出一系列违背科学事实，甚至是违反科学常识的谎言。

  一、妄谈宇宙起源。

2003年4月20日在纽约讲法时，李洪志说：“其实我们这个宇宙啊，就是我一贯所说的这个小宇宙，这个小宇宙叫什么呢？就是中国那个传说中讲开天辟地的盘古。他不是中国人，他也不是地上其他民族的人，他是天上的神，他是宇宙。盘古开天地是在上一期小宇宙毁掉之后再造小宇宙的那个过程中产生的。他的身体就是这个小宇宙的‘成住坏灭’的过程，但是他的生命不是。……当上一期的那个小宇宙在‘成住坏灭’中结束时，天体就孕育着新的小宇宙的生成。在上一期小宇宙爆炸后的混沌状态中，新的这个小宇宙渐渐的生成了，盘古的真神也进入其中了。生成的过程中，里面的层层物质组合成了层层的天与地，同时生成了层层天地之间的万物，包括像盘古真神一样的神与层层众生。小宇宙生成了。人的身体呢是从小的粒子构成大的粒子，然后大的粒子构成更大的粒子，他的身体也是这样，小粒子构成大粒子，大粒子构成更大的粒子。就像人们知道的分子由原子构成的，当然了这个分子又能构成星球，那星球又构成银河系、不同的星系，不同的星系又能组成更大的天体宇宙，就是这样一个结构”。

李洪志特别喜欢奢谈“宇宙”是出了名的，他也将其“法轮功”鼓吹为“宇宙大法”，可是十多年过去了，李洪志的宇宙学知识仍是如此贫乏、可怜，还只是停留在中国古代盘古开天辟地的水平上，虽然也拉扯了几个现代科学词语，絮叨了几句“层层物质组合成了层层的天与地”、“从小的粒子构成大的粒子，然后大的粒子构成更大的粒子”之类的大白话，但对近现代以来天文学、宇宙学的研究成果，李洪志仍是茫无所知的，还需要对他补上这一课。

众所周知，人类早在远古时期就已开始了对宇宙的探索，中国古代关于“上下四方曰宇，古往今来曰宙”的描述，即是对宇宙同时具有空间和时间两层含义的最早表达。而盘古开天辟地只不过是中国古代早期的一个著名传说。在中国古代，从科学史意义上真正讨论宇宙结构的，主要有三派学说：一是周朝初期提出的“盖天说”，认为大地是平坦的，上面分布着山脉、河流，天在地周围像一把大伞般地覆盖着大地；二是战国时期提出的“浑天说”，认为天和地具有蛋形结构，地在中心如蛋黄，天包围着地，犹如蛋清；三是战国时期的另一种学说——“宣夜说”，主张天无垠而又空虚，日、月、星辰悬浮在这空虚之中。很清楚，“宣夜说”较之“盖天说”与“浑天说”已表现出一定的进步，并且展示出了更大的探索空间。

在西方，在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相近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也出现过许多关于宇宙结构的学说，例如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火团中心说”、柏拉图的正多面体宇宙结构模型、以及影响较大的“地心说”和“日心说”等。古代东方和西方关于宇宙结构的种种描绘，标志着人类对于宇宙的认识已经告别了远古蒙昧时代的神话传说，迈出了探求宇宙构造的可喜的第一步。对于只知道盘古开天辟地的李洪志来说，这些他恐怕也是不甚清楚的。至于李洪志所谓宇宙有多少层、地球是垃圾场、地球又是宇宙的中心等等，更是连“地心说”都不如的无端臆说。其实“地心说”和“日心说”在人类认识宇宙结构的历史上，是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的学说，理应为众人知晓。

早期提出“地心说”的代表人物，是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雅典时期的数学家欧多克斯（Eudoxus，前408—335）和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322）。他们认为太阳、月球和行星都在以地球为中心的、不同半径的同心透明球体上作匀速圆周运动。后来为了解释天文观察中行星的顺行、驻留和逆行现象，阿波罗尼乌（Apollonius，前247—205）在“地心说”中添进了“本轮”、“均轮”概念。而为了解释太阳的周年运动，喜帕恰斯（Hipparchus，前161—126）又增加了偏心圆概念。公元140年，亚历山大城的天文学家托勒密在其13卷的巨著《天文学大成》中，总结、发展了前人的思想，提出了完整的、系统的地心学说，并用于说明所观测到的太阳、月亮、行星和恒星的运动特征。依照托勒密的“地心说”，地球静止不动地位于宇宙的中心，但又稍微偏离中心。太阳和月球沿着偏心圆轨道绕地球匀速旋转。行星的运动比较复杂，每颗行星都沿着一个称为“本轮”的小圆形轨道作匀速运动，而其本轮的中心又在被称为“均轮”的大圆轨道上绕着地球匀速转动。所有的恒星都位于称为“恒星天”的固体壳层上，日、月、行星除了上述运动外，还与“恒星天”一道每天绕地球一周。托勒密恰当地确定了本轮与均轮的组合，并且依据历代天文观测记录和他本人多年精心观察的结果，反复运算修正，终于成就了集古代“地心说”之大成的理论体系，在当时观测精度不高的情况下，较好地解释了星体的视运动特征，因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为人们所接受，在长达1400多年的时间里，这个体系一直是天文学家、占星学家和航海家十分有用的观测和计算的依据。这是托勒密的巨大历史功绩。而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托勒密的工作可以说是古代为数不多的成功运用模型方法从事天文学研究的典范。他既继承了前人的科学思路，又结合对历史观测资料和自已多年观察的实测记录的精心分析，抽象出一个数学模型，然后再依据模型推算的结果与实测数据比较，反复修正改进数学模型，最终形成了较好地符合于当时观察实录的理论。需要指出的是，在古代只凭肉眼观测的条件下，托勒密的地心学说不仅较好地总结了历代的天象观测资料，而且在后来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能够针对各个时代的实测数据，对本轮、均轮、偏心轮以及偏心等距点的数目和大小进行修正、调整，即可得到尚可满意的结果。对此，美国著名科学史家G. 霍耳顿特别欣赏，并且指出：“时至今日，仍同往时一样，地心体系依旧为航海和占星学中的计算所喜用”。

“日心说”最早可溯源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费罗芬斯（Philolaus of crotou，前5世纪）提出的“火团中心说”，认为宇宙以“火团”为中心，包括地球在内的一切天体都围绕着中心火团作匀速圆周运动。后来，天文学家、数学家阿里斯塔克（Aristarchus，前315—230）进一步将其完善，明确提出了以太阳为宇宙中心的“日心说”。但由于在古代“地心说”比较符合人类早已习惯的日月星辰东升西落的经验常识，因此“日心说”很少为人们理解和接受。只是到了15世纪，托勒密的地心体系经过历代修正、补充，已经变成为极其庞杂繁复的模型，为了表述七个天体的运动，竟需要近80个本轮、均轮和偏心圆，这不仅使一般人眼花缭乱，无法理解，就是专门从事天文观测和计算的天文学家、占星学家和航海家也深感头痛，甚至连诗人都写诗抱怨说：“我们曾经遐想/苍穹欣赏自己的球形/匀称的圆形将主宰一切/数百年来的观测/五花八门的复杂运动/却让人们看到/这么多的偏心圆、直线和交点/这些失调的线条/把圆的匀称破坏了/将苍穹撕成了八块、四十块……”。生活在15—16世纪的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Nicolas Copenicus，1473—1543）正是在托勒密的地心学说面临重重困难的时候，出色地继承并创造性地发展完善了“日心说”，同时也揭开了近代科学革命的序幕。

哥白尼，1473年2月19日出生在波兰西部维斯杜拉河畔的托伦城，十岁丧父，母亲再醮，由舅父抚养成人。他从小就对天象观察很感兴趣，虽然后来读大学时，他主攻的是医学与神学，还学过法律、数理和绘画，但他却终生酷爱天文学研究。他博览群书并多年坚持天文观测，从纠正托勒密名著《天文学大成》中的错误开始，哥白尼踏上了探索宇宙结构之路。

1497年3月9日，哥白尼与朋友们一道进行过一次著名的观测，那天晚上夜空晴朗，繁星闪烁，一弯新月浮游天际，他们站在圣约瑟夫教堂的塔楼上，观察金牛座的亮星毕宿五，看它怎样逐渐被慢慢移近的娥眉月淹没，结果发现当月球靠近毕宿五但还有一点缝隙的时候，毕宿五很快就淹没了。他们精确的测定和计算表明，那一缝隙的大小正是月亮亏食的部分，这一部分与娥眉月部分之和，恰好跟满月相等。由此哥白尼他们证明，托勒密所说的“月亮的体积时而膨胀，时而收缩，满月是膨胀的结果，新月是收缩的结果”，是完全错误的。这也是哥白尼迈出的批判托勒密地心学说的第一步。1506年，哥白尼结束了在意大利留学和教书的生活，回到波兰，在长期担任教职及繁忙政务的同时，他始终坚持天文观测和研究。

1543年，哥白尼历经36年的艰辛所完成的划时代巨著《天球运行论》出版了，这是系统论述以太阳为中心的宇宙结构的新成果，其鲜明的特点是使古代关于“日心说”的思辨体系，终于达到了“在数学上的精确”。哥白尼在献词性的序言里指出，正是数学家们在天体研究中的矛盾，促使他另寻方法，改进计算。他说：“首先，数学家们在日月运动方面的研究就是不可信的。他们甚至不能观测或计算出回归年的准确长度。其次，他们在测定五大行星运动时，跟他们研究视运动和运转时用的不是同一原理和假说。一些人只用同心圆，另一些人用偏心圆和本轮，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更重要的是，按照他们的理论无法推断宇宙的形状及其各部分永恒的对称性”。因此哥白尼尖锐地、不无挖苦地批评了古代地心学说的代表人物，“就象这样一种艺术家，要画一张像，从不同的模特儿临摹了手、脚、头和其他部分，然后不成比例地凑合在一起，尽管每部分都画得极好，结果各部分不协调，画出来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个怪物。”应该说，哥白尼的这些评述是切中托勒密地心体系要害的。

哥白尼提出的新的宇宙结构体系是：“天球从远到近的顺序如下。最远的是恒星天球，包罗一切，本身是不动的。它是其他天体的位置和运动必须的参考背景。……在行星中土星的位置最远，三十年转一周；其次是木星，十二年转一周；然后是火星，两年一周；第四是一年转一周的地球和同它在一起的月亮。金星居第五，九个月转一周；第六为水星，八十天转一周。中央就是太阳。……太阳被称为宇宙之灯，宇宙之心，宇宙的主宰。太阳好像是坐在王位上统率着围绕它转的行星家族。地球还有一个侍从——月亮。”哥白尼特别强调：“这种顺序显出宇宙具有令人赞叹的对称性和轨道的运动与大小的和谐，而这是其他方法办不到的”。

哥白尼在《天球运行论》中所构建的太阳中心体系，把被“地心说”搞颠倒了的日地关系，重新颠倒过来，确立了直到16世纪人们所观察和认识的太阳系结构。尽管日心的观念由来已久，但正如科技史家A. 沃尔夫所强调的：“不管哥白尼从哪里汲取到他的基本思想，他对天文学所做出的伟大的、无可怀疑的贡献，必须认为在于他精心地把这些思想搞成一个一致的行星理论，它能提供精确度前所未有的星表。”更为重要的是，哥白尼学说开近代科学革命之先河，具有极其伟大的思想解放意义。M. 克莱因在《古今数学思想》一书中盛赞说：“思想领域的这一成就，就其重要性、勇敢和宏伟的程度来说，远远超过了征服海洋的壮举。” 哥白尼的日心学说，不仅开创了近代天文学的新纪元，而且带来了物理学与数学的一场革命，并深刻地推动了人类宇宙观的决定性变革。它是划破欧洲中世纪漫长精神黑夜的曙光，照亮了近代人类思想解放的道路。哥白尼学说的巨大思想解放意义，在于他以系统化的科学体系对教会的绝对权威进行了空前深刻有力的批判，被誉为摆脱神权精神统治的“独立宣言”。它表明：传统的被奉为经典的托勒密体系不再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曾经是至高无上的“原动天”、“最高天”，均已下降为静止不动的参考框架；执掌推动诸行星运动的天使们，统统都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因而一套全新的天体贵贱观十分自然地成了近代科学的先导。长期禁锢中世纪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一旦被打破，思想解放的潮流就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势不可挡。其实，哥白尼的理论，从1543年出版《天球运行论》时起，就产生了科学上与思想文化上具有双重意义的巨大革命作用。

首先，哥白尼将科学认识天体运动的参考系中心由地球移到太阳，从而迈出了近代宇宙学研究中最困难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步。L. 英菲尔德(Leopold  lnfeld ，1898-1968年)指出，把计算系统从地球移到太阳，向全世界宣告各行星是绕太阳旋转，而不是绕地球旋转，哥白尼发现的伟大“就在于他与整个科学界及非科学界的意见相反，有勇气说出并证明这样一个思想，即他的系统比托勒密系统更好地描述现实。由托勒密系统过渡到哥白尼系统，是我们认识史中的具有原则性的重要步骤”。正由于经历了这样的转变，“如今我们可以远远地游览宇宙，我们不仅可以在思想上从地球移到太阳，而且也可以由太阳移到各恒星，由恒星移到我们的银河中心，由我们的银河系移到遥远的星云。……第一步是最困难的，而这第一步就是由哥白尼完成的。”[1]

其次，哥白尼关于旋转运动，是天体“固有的性质”的思想，在当时是具有革命性的。在亚里士多德或托勒密的体系中，天体的运动，都是受命于“原动天”、“最高天”里的造物主，并由分工明确的诸天使分别推动的。可是在哥白尼的体系里，天体自身固有的性质取代了造物主和天使们的作用，而“原动天”、“最高天”也只不过是一个静止的供计算运动用的参照物而已。可以说这正是牛顿后来提出绝对空间假设的思想先驱。哥白尼还强调：“我个人相信，重力不是别的，而是神圣的造物主在各个部分中所注入的一种自然意志，要使它们结合成统一的球体。我们可以假定，太阳、月亮和其他明亮的行星都有这种动力，而在其作用下它们都保持球形。”[1]这无疑对牛顿创立万有引力定律和研究宇宙动力学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

第三，哥白尼开创的天文学革命，不但开辟了近代科学发展的道路，而且他的许多重要科学思想，特别是关于相对运动的论述，也直接启发和影响了后来的科学创造。

哥白尼在《天球运行论》中指出：“无论观测对象运动，还是观测者运动，或者两者同时运动但不一致，都会使观测对象的视位置发生变化（等速平行运动是不能互相察觉的）。要知道，我们是在地球上看天穹的旋转，如果假定是地球在运动，也会显得地球外物体作方向相反的运动。”这是早在伽利略提出运动相对性原理之前有关相对运动的最明确的表述，也是哥白尼观察研究天文现象并构建“日心地动说”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出发点。众所周知，哥白尼体系在当时不仅与神圣不可侵犯的《圣经》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权威根本对立，而且也与人们根深蒂固的日常经验相悖，因为千百年来，人们早已习惯于日月的东升西落和夜空星辰的斗转星移，并对生活在由上帝安排好的静止不动的宇宙中心——地球之上感到十分安然自在和放心。这也是一般民众乐意相信和接受托勒密“地心日动说”的重要心理基础。哥白尼关于相对运动的论述，既是批驳神学说教的利器，又是开启人类科学认识的钥匙。它清楚地向世人表明，眼见的并不一定为实，必须对人类的经验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辨别。这也可以说是为迎接科学时代到来所进行的，最生动具体且富有成效的关于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双重启蒙。

第四，哥白尼“是15世纪和16世纪向当时的宇宙图式挑战的巨人之一，从而赋予那种新奇思想以生机，使其后来发展成为我们现在知道的科学”，“实际上只有日心说才开辟了行星运动问题与以后150年间发展起来的‘普通’(地球上)力学简单定律之间……两门科学，甚至两种方法的结合”。哥白尼的理论，是近代第一次科学革命，“那场精神革命的主要力量，它使人类从以自我中心的沉湎状态中摆脱出来，必须同托勒密体系一起废除的还有那种盲目的自信，似乎我们在行星中得天独厚的地位象征着人类是一切的总和和顶峰，仿佛万物都是为人类而创造，供他们玩赏或臣服于他们的。”[1]这个转变，正是人类近代科学理性化认识的肇始。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是，哥白尼那本不朽著作的出版，宣告了自然科学的独立，“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尽管个别的互相对立的见解的争论一直拖延到现在，而且在许多人的头脑中还远没有得到结果。但是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地前进，而且得到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说是与从其出发点起的(时间的)距离的平方成正比的。仿佛要向世界证明：从此以后，对有机物的最高产物，即对人的精神起作用的，是一种和无机物的运动规律正好相反的运动规律。”[2]无论哥白尼的理论本身还存在多少缺陷和错误，也不论现在有些人是如何地鼓吹“我们今天不能用任何有意义的物理概念来说，哥白尼的理论是‘正确的’而托勒密的理论是‘错误的’。这两种理论……在物理上是彼此相当的。”[3]一个无可辩驳的历史现实是：托勒密理论由于其依附于宗教神学的教条而遭批判并被科学界抛弃，可哥白尼由于其与《圣经》的根本对立则不仅受到当时具有新科学观念的有识之士的热情赞扬、支持并为之献身，更受到后来人们五百多年由衷的钦佩和称颂。丹麦著名天文学家第谷(Tycho Brate，1546-1601年)在他所供奉的哥白尼遗像下写的题词是：“力大无比的巨人能够搬过一座山来加到另一座山上，可是雷的劈击却能把巨人制服——比起所有这些巨人，哥白尼一个人不知要坚强多少，伟大多少，幸福多少。他把整个地球连同所有的山岳举起来迎向群星，雷的劈击却不能把他制服。”意大利的自然哲学家布鲁诺(G．Bruno，1548-1600年)写道：“我们对哥白尼感激不尽，因为他把我们从属于统治地位的庸俗哲学中解放出来，……只有那种坚定不移地站在反宗教的潮流中的人，才能充分评价并颂扬他的精神。他给自己找到坚实的立场，并毫不含糊地宣称：承认地球对于宇宙的运动，终究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因为这比认定无数天体(其中许多都比地球更为光辉而庞大)把地球当作中心的说法要合情合理得多。”布鲁诺后来因宣传哥白尼学说，公开抨击正统的信仰而被宗教裁判所活活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上。这也充分表明哥白尼学说所体现的伟大革命思想使教会感到何等恐惧。那时的教会最初曾想以不闻不问的轻蔑，来贬低、缩小哥白尼的影响，但不久就明火执仗横加摧残。就连宗教改革的著名领袖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年)也咒骂哥白尼是“白痴”、“异教徒”，并挖苦说：“这个傻瓜想要推翻整个天文学”。教会迫害哥白尼学说及其拥护者的活动延续了数百年。罗马教廷直到1822年才可笑地“裁定”：太阳可以成为行星系的中心。而伽利略(G．Galileo 1564—1642年)因宣传日心学说而受审并被判终身监禁的千古奇冤，则一直拖到1983年，才由罗马教会宣布：“给伽利略定罪的法官犯了错误。”教会这些姗姗来迟的后知后觉，尽管令人遗憾，但它也正是哥白尼及其拥护者伟大、光荣和正确的历史陪衬。也正因此，爱因斯坦特别强调指出，哥白尼“对于西方摆脱教权统治和学术统治枷锁的精神解放所作的贡献几乎比谁都要大。”[1]

从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开始，经过开普勒（J. Keple 1571—1630）、伽利略（G. Galileo 1564—1642）的补充、完善，最后由牛顿（I. Newton，1643—1727）集大成，完成了近代科学发展中的第一次理论大综合，近代天文学也重新构建在牛顿力学的基础之上,并且随着在太阳系相继发现了天王星（1781年）、海王星（1846年）和冥王星（1930年），人们不仅进一步搞清楚了太阳系的九大行星，而且在20世纪相对论和量子论两大革命推动下，开始了对银河系、河外星系和总星系的探索，并产生了被称为标准宇宙学的关于我们人类现在已认识到的宇宙即总星系起源的暴胀宇宙学说。根据该理论，目前人们所观测到的全部宇宙物质大约都起源于150亿年前一次在极高温度、极高密度状态发生的超级规模的大爆炸，经过漫长的150亿年的演化，才形成了现在形形色色的天体和宇宙物质，当然其中包括我们人类的栖息地——地球。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地球至今已有46亿年的历史，太阳则大约有50亿年历史，应属于宇宙天体中的年轻一族。

简要回顾天文学发展史上人类对宇宙认识的变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便是古代或是近代早期的人们，就已经具备了建筑在日积月累的精心观测和计算研究基础之上的宇宙观念，无论是“地心说”，还是“日心说”，都是比李洪志所贩卖的，仅只限于远古时代神话传说水平的宇宙观要高明得多的。

首先，前者是以观测事实和数据为依据的，每一种学说、每一个模型的产生，或是不断地修正、补充和完善，甚至是被淘汰，都是有理有据的；而李洪志的宇宙观则仅是远古蒙昧人的幻想和猜测的反映，是既无事实根据又无科学道理的，从现代科学的标准衡量，是典型的无理无据的无知臆说。

其次，“地心说”和“日心说”在其两千多年的发展史上，经历了此长彼消漫长历程，传统习惯、日常经验以及宗教势力等均对其产生过影响，“日心说”的胜利虽然姗姗来迟，但其最终被科学界和广大民众接受和传播，则是完全由实际的天文观测和科学计算的实践检验决定的。罗马教廷在1822年无奈地宣布：太阳可以成为行星系的中心。伽利略因宣传“日心说”受审并被判终身监禁的千古奇冤，在蒙垢300多年之后，也在1983年得到昭雪，教会宣布“给伽利略定罪的法官犯了错误”，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数百年来，近代天文学所提供的愈来愈多的实践检验成果是无可改变的，深入人心的，因而也是教会不得不承认的。可是李洪志所拼凑的“宇宙观”，不仅无理无据，而且根本是无法检验的，任何稍有一点近代天文知识的人都是不会被他蒙骗的。

再次，前者所包含的各种学说、模型，都能在不同时期为人们制定出可供天文观测和航海计算的星表，并在相应的时期里不同程度地满足了人们的实用需要；而李洪志的宇宙观对于科学昌盛、发达的现代社会是无丝毫有益用途的，它唯一的作用是给世人提供了又一个毒害社会，欺骗人们的反面教材。

二、无视宇宙进化，编造“法”创世界。

对进化论的肆意攻击，更清楚地暴露出李洪志歪理邪说的反科学本质。李洪志赖以混世骗人的本钱，就是他东拼西凑的所谓“大法”。他一再煞有其事地吹嘘其编造的“法轮大法”是至高无上、无所不包的。他还说什么“我们的大法，我告诉大家，任何人不配去考验他。因为所有的生命，包括宇宙里面的一切生命都是他给开创的，他创造的造就的，所以谁也不配去考验他。”（2000年10月21日，《旧金山西部法会上讲法》）这就是李洪志的所谓“大法创世”邪说，而编造“大法创世” 其实还只是一个铺垫，其根本目的还在于李洪志要把自己打扮成“造世主”。李洪志在“新经文”中就露骨表白：“我用人的话讲白了吧，法是我造就的。洪大穹体中，你只要是宇宙中的一物，什么都包括了，不管你是有还是没有、空啊、无啊，你只要是物，你就是这法造就的，你就在这个法开创的生存环境中。对于生命来讲，法是有标准的。法造就了众生，法又在更新中使众生同化，救度众生。”（2003年2月15日，《洛杉矶元宵节法会解法》）十分清楚，李洪志的创世图就是：李洪志造就“大法”，而“大法”又创造了世界万物，所以，李洪志才是真正的创世者。这恰是“法轮功”与古今中外历史上所有的邪教完全一致的，亦是最具标志性的特征所在。因为所有邪教共同的最大的“邪”，就是宣称一切皆由其生，皆由其死，皆由其决定。如果说在近代科学诞生之前，各种邪教的创世臆说还可能欺骗很多人的话，在已是21世纪的今天，当人们对于宇宙起源已有更多探索，对于生物进化已有明确认识的时候，李洪志的创世图说则完全是白日作梦的癫狂做作了。那么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近代以来，进化论是如何一步步逐渐帮助人类摆脱蒙昧无知和神权控制，并为人们勾画出生物进化的明晰路线的。

早在远古时代原始部落的民间传说中，就已有许多涉及世界和人类历史及起源的问题。后来，一些哲学家与宗教创始人也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所有的形形色色的答案，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1)世界的历史漫无边际。认为世界是恒定不变的，即人类面对的是一个永恒的没有发生过变化的世界。也有一些人认为虽然世界曾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但它是循环的，最终还是要回复到它最初的状态。不过这种世界历史没有尽头的信念，从来没有被普遍接受。人们似乎更急于知道关于世界和人类起源问题的回答。

(2)世界历史很短，但却是不会发生变化的。诸多宗教创世说都是持这种观点的，这种观点的根基在于相信有一种超自然的存在。那种认为世界是由一个全能的上帝创造出来的观念也被称作特创论，它认为上帝非常聪明地设计和制造了整个世界的万物，万物彼此适应，十分协调一致，而且今天世界上存在的万物与当初上帝创造出来时的情况依然一样。有的神学家还根据《圣经》中的种系学推算出，世界是在距今较近的公元前4004年创造出来的。特创论的信念与大量的科学发现是矛盾的，从而导致了近代以来一直绵延至今的特创论与进化论之间长期的争论。

(3)世界是进化的。认为这个世界的历史很久远，而且一直在发生着变化，即世界是逐渐演化的。自然界处在进化过程中的观念，至少可以上溯到古希腊哲学家的时代。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of Ephesus，前533—475）认为万物皆在流动状态之中，即“万物皆变，万物皆流”。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前500—430）主张生命的发展是一个逐渐的过程，不完善的形式慢慢地为较完善的形式所代替。事实上，花去了2000多年的时间，人们才收集到足够的观察与实验证据，使得进化观念值得科学家加以考虑。在西方世界，由于基督教基本教义的影响巨大，因此进化的思想在经历了17-18世纪的长时期酝酿之后，才在19世纪发展成系统的科学理论。[1]

　　在上述三种类型的答案中，进化论的出现实际上引发了近代以来最深刻的一场科学革命和思想革命，它所带来的世界观的最大变革就是从此人们认识到，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不仅仅是按照物理定律运行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生命世界中还存在着随时间发生的变化，“进化”就是这种变化的代名词。需要强调的是，进化论所引起的思想解放和振荡，至今仍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主旋律。因此，了解并关注进化论思想的由来与发展，亦是现代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基础工程。

在近代，法国科学家布丰（Buffon，1707—1788）较早明确地表达了进化的思想，是有重要影响的思想家之一。其后进一步形成有条理的合于逻辑学说的是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Lamarck，1744—1829）。“他的功绩是伟大的，他第一个使人认识到这样一个假定的可能性：有机界和无机界的一切变异是根据自然界的规律而不是由于神的干涉而发生的”（C. 达尔文：《物种起源》）。拉马克是从环境改变造成的积累性的遗传中，寻找生物进化原因的。他认为如果习惯的改变成为经常的和持续的，就有可能改变旧的器官并产生出新的器官。例如长颈鹿的祖先由于不断地伸长脖子去吃高处的树叶，从而获得愈来愈长的脖颈，这样获得的结构变化又通过遗传得到发展和强化。到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上半叶，进化的思想不仅仅在生物学中，而且在宇宙理论、地质学、解剖学以及语言学、哲学、经济学及其它思想领域里已经得到广泛地传播，但是总体上说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进化的思想在科学界并不是主流思潮。导致人们的观念从静止的世界观转变为进化论的决定性因素，是C. 达尔文《物种起源》在1859年11月24日的出版。被誉为“20世纪的达尔文”的当代美国生物学家E. 迈尔认为，《物种起源》的出版，“这一事件或许是人类所经历过的最伟大的知识革命。它不仅挑战了世界是恒定和短暂的这一概念，而且挑战了对于生物奇妙适应性的原因的看法，更令人震惊的是，它挑战了人类在生物界中占据着独特地位的思想。……达尔文不仅提出了进化的观点（并列举出大量证据证明进化的发生），他还对进化进行了诠释，这种诠释并不依赖于任何超自然的力量或因素。他从自然的角度来解释进化，也就是说利用任何人在自然界中能日常观察到的现象和过程来解释生物的进化。《物种起源》一书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但这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几乎仅仅靠《物种起源》这一本书，就使得科学从宗教中分离出来，真正成为科学。”[1]

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核心是自然选择学说，它包括以下三个和谐统一的内容：

(1)生存斗争的理论。繁殖过剩与生存条件的有限这一矛盾，是地球上的物种被淘汰的主要外在原因。

(2)遗传性发生变异的理论。虽然当时对变异的机制并不清楚，但普遍发生变异的事实不容否认，达尔文以此来说明物种演变的内在原因。

(3)适者生存的理论。自然界的生存条件一直在发生变化，如果物种的变异适合于变化的环境，就会在生存斗争中获得胜利而发展壮大，相反，如果物种的变异不适宜于当时的生存条件，则将会被迫衰减甚至灭亡。

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在当时就引起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特别关注，并且他们俩人还花了很大精力对其进行研究。当恩格斯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后，他立即兴奋地写信给马克思说：“我现在正在读达尔文的著作，写得简直好极了。目的论过去有一个方面还没有被驳倒，而现在被驳倒了。此外，至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证明自然界的历史发展的尝试，而且还做得这样成功。”[2]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复信里表达了类似的认识，并且特别强调说，达尔文“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3]据威廉•李卜克内西回忆：“有好几个月我们除了谈论达尔文和他的发现的革命力量而外，便什么都不谈了。”直到1861年1月16日，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信中，还在谈论达尔文。马克思认为，《物种起源》给了自然科学中的“目的论”以致命的打击。他还强调说：“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正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为马克思主义找到了“自然史的基础”。[1]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关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而且也十分重视自然界其他方面的进化研究。1868年3月，马克思在读过农学家弗腊斯的《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二者的历史》一书之后，写信给恩格斯，介绍说：“这本书证明，气候和植物在有史时代是有变化的。他是达尔文以前的达尔文主义者”。马克思还特别欣赏该书批评因毁林开荒和耕作不当所造成的生态平衡破坏以及导致土壤贫瘠和沙漠化的论述，称赞弗腊斯“也具有不自觉的社会主义倾向”。后来，马克思在看到海克尔、耶格尔等人关于生命的原生质学说后，又写信给恩格斯说：“当然，必须对原生形态进行彻底研究，直到使它能通过化学方法再现出来。看来，这条道路已经摸索到了。” 在马克思看来，自然进化的系列必将为科学所证实，即科学不仅能揭示人类起源于动物，动物起源于细胞，而且能延伸到非细胞形态的原生质，并且希望用化学方法产生出生命。恩格斯在1875—1876年间写的《自然辩证法》导言中，基本上循着与马克思相近的思路，进一步讨论了地球的发展和生命的起源问题。恩格斯依据当时关于地球发展由热变冷的观点，提出随着天体的冷却，互相转化的物理运动形式的相互作用就出现得愈来愈多，直到最后达到这样一点，从这一点起，化学亲和力开始起作用，以前在化学上没有分别的元素现在在化学上互相分别开来，获得了化学的性质，相互化合起来。这些化合物随着温度的下降，不仅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到每一种元素，而且还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到元素的每一种化合物。恩格斯指出：“最后，一旦温度降低到至少在相当大的一部分地面上不再超过能使蛋白质生存的限度，那么在存在其他适当的化学的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就形成了有生命的原生质。这些先决条件是什么，今天我们还不知道，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直到现在连蛋白质的化学式都还没有确定下来，我们甚至还不知道化学上不同的蛋白体究竟有多少，而且只是在大约十年前才认识到，无结构的蛋白质执行着生命的一切主要机能：消化、排泄、运动、收缩、对刺激的反应、繁殖。”[2]恩格斯在120多年前提出的关于生命起源的假说，至今读来仍是十分有价值的。因为其基本的思路与大方向即使以我们现今的21世纪的科学眼光去评判，也还是基本正确的。此外，恩格斯在论述科学问题时，对当时最新进展的具体细节都了解得非常清楚，而在谈到对科学发展的分析与猜测时，又表现得十分谦虚、谨慎、实事求是。他在接下去的论述中还十分清晰地勾画出了从原生质到人类的进化过程：“也许经过了多少万年，才形成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这种没有定形的蛋白质由于形成核和膜而得以产生第一个细胞。但是，随着这第一个细胞的产生，也就有了整个有机界的形态发展的基础；我们根据古生物学档案的完整类比材料可以假定，最初发展出来的是无数种无细胞的和有细胞的原生生物，其中只有加拿大假原生物留传了下来；在这些原生生物中，有一些逐渐分化为最初的植物，另一些则分化为最初的动物。从最初的动物中，主要由于进一步的分化而发展出了动物的无数的纲、目、科、属、种，最后发展出神经系统获得最充分发展的那种形态，即脊椎动物的形态，而在这些脊椎动物中，最后又发展出这样一种脊椎动物，在它身上自然界获得了自我意识，这就是人。”[1]接着，恩格斯又深刻地分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科学地得出了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的革命性结论。他指出：“随同人，我们进入了历史。动物也有一部历史，即动物的起源和逐渐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状态的历史。但是这部历史对它们来说是被创造出来的，如果说它们自己也参与了创造，那也是无意识的。相反地，人离开狭义的动物越远，就越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未能预见的作用、未能控制的力量对这一历史的影响就越小，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越加符合。但是，如果用这个尺度来衡量人类的历史，甚至衡量现代最发达的民族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这里，预定的目的和达到的结果之间还总是存在着极大的出入。未能预见的作用占据优势，未能控制的力量比有计划运用的力量强大得多。只要人的最重要的历史活动，这种使人从动物界上升到人类并构成人的其他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的历史活动，即人的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也就是今天的社会生产，还被未能控制的力量的意义的作用所左右，而人所期望的目的只是作为例外才能实现，而且往往适得其反，那么情况就不能不是这样。”[2]恩格斯还强调：“我们在最先进的工业国家中已经降服了自然力，迫使它为人们服务；这样我们就无限地增加了生产，现在一个小孩所生产的东西，比以前的一百个成年人所生产的还要多。而结果又怎样呢？过度劳动日益增加，群众日益贫困，每十年发生一次大崩溃。达尔文并不知道，当他证明经济学家们当作最高的历史成就加以颂扬的自由竞争、生存斗争是动物界的正常状态的时候，他对人们，特别是对他的同胞作了多么辛辣的讽刺。只有一个有计划地从事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生产一般曾经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历史的发展使这种社会生产组织日益成为必要，也日益成为可能。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将从这种社会生产组织开始，在这个时期中，人自身以及人的活动的一切方面，尤其是自然科学，都将突飞猛进，使以往的一切都黯然失色。”[1]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最伟大的历史发现。

从上述回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天然的亲和性。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产生、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科学技术革命性发展的影响和推动。这也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突出特点和强大生命力源泉所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洪志的那些歪理邪说不仅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而且是违背科学事实，甚至是违犯科学常识的。胡诌开天辟地是这样，编造“李洪志造法，法造世界”的创世说也是这样。而李洪志对万有引力的否认，更是其无知无识的典型例证。

三、违背科学常识，攻击万有引力。

李洪志在其早期的著述和讲课中，就胡说引力是地球旋转产生的（正好相反，旋转产生的是离心力）；还说什么万有引力超出地球一定范围就不存在了（其实它是无所不在的，故称为“万有”引力）；更为可笑的是，李洪志还说万有引力是“神”在地球周围一定范围内通过创造某种特殊物质而产生的，是为人而特意创造的，若超出地球一定范围，也就是超出这层物质，就会产生科学上所说的“失重”。这些胡言乱语曾是当年很使“李大师”丢脸的事。因为只要是读过中学物理的都清楚，万有引力是宇宙普适的定律而绝不是仅仅局限于地球的范围之内特殊现象。至于失重现象，它只是描述地球引力与某一惯性力刚好平衡的一种状态，并不是真的失去了重量或引力。而且，失重也并非只有超出地球的一定范围才会产生，在日常生活中，比如在电梯里或在飞机飞行时等许多情况下也都会产生失重现象。

无知的李洪志在“新经文” 中，又毫无记性地重弹否定万有引力定律的滥调。他说：“现在科学认为的万有引力学说是完全错误的。为什么会产生像人所讲的万有引力这个状态呢？因为地球与三界内的一切生命、一切物质，包括空气、水、所有的一切在三界之内存在的物体都是由三界内所有的各层粒子构成的，各层的各种粒子之间是有连带关系的。这种连带在三界内它可以在拉力下延伸、移动，就是说，你拉它，它会像橡皮条一样，可以延伸，放开来它还会回去。就是说，粒子和粒子之间有一个基本稳定的存在方式，这就造成了你只要拿动地球的这个环境中的任何物体它都会回到地上。当然不指说拿块石头放到别处去没有恢复到原处，不是这个概念。地球表面是一个层次的界限，在这一层次中可以横向运动，因为都在一个层次中，而向超越其层次的高层运动，就会被拉回来，因为地球上的物体就是这个层次的粒子所在境界。”（2001年5月19日，《加拿大渥太华法会讲法》）与以前的胡编乱造一样，李洪志又扯了一通什么“各种粒子之间是有连带关系的”、“粒子和粒子之间有一个基本稳定的存在方式”等等似是有理的话，可实际上，他对万有引力仍然是毫无所知的。

众所周知，发现并揭示存在于宇宙万物之间的引力，是牛顿的不朽贡献之一。在古代和中世纪，引力多多少少被认为是位置的一种性质，而不是物质集聚的表现。在亚里士多德的宇宙里，万物都有其指定的位置，如果脱离原位，就要争取回去。石头落地是因为石头希望回到原来在宇宙中心的位置，而宇宙中心刚好和地球中心符合。李洪志所说的“在拉力下延伸、移动”，“它会像皮条一样，可以延伸，放开来它还会回去”等等，充其量也只是捡起2300多年前古人之牙慧而已。

对于引力问题的深入探讨，是从十七世纪开始的。哥白尼革命后，科学家们把引力主要看作是物质的一种属性，一个物体吸引另一个物体力量的大小，是由两个物体所含物质的多少和隔开它们的距离大小决定的，并且这种力量是相互作用的。牛顿在1665—1666年间，为躲避伦敦的瘟疫回到了家乡林肯郡的伍尔索普，他潜心于研究，进行多方面探索，取得了丰硕成果。他发现了二项式定律；着手发明流数术（微积分）；进行关于光和颜色的一系列实验研究；把重力问题与天体问题结合起来研究并产生了关于万有引力定理的最初构想。可以说，牛顿后来在数学、力学和光学等方面的大多数科学成就，差不多都发端于这一时期的研究和创造。牛顿晚年在回忆那段充满活力并获得众多收获的岁月时说，“所有这些发现都是在1665年和1666年的鼠疫年代里作出来的。因为在那些年代里我年青力壮，对发明兴趣也很浓厚，比在以后任何时期，我都更致力于数学和哲学研究”。一个23岁左右的青年，在短短的18个月的时间里作出了那么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科学发现，这在科学发展史上是罕见的。

那时，引力问题不仅为牛顿所关注，也吸引了众多科学家的注意力。荷兰著名科学家惠更斯（C. Huygens，1629—1695）在1673年研究钟摆运动时，发现了圆周运动的向心力定律。随后英国三位科学家胡克（R. Hooke，1635—1703）、哈雷（E. Halley，1656—1742）和雷恩（C. Wren，1632—1723）根据向心力定律和开普勒第三定律，导出了太阳对行星的引力与它们之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的关系，但他们却不能对行星的运动作出完善的解释。[1]从1679年开始，牛顿着重研究引力问题，并在1685年获得了完满的结果。关键性的突破是牛顿创造性地运用他所发明的流数术（即后来的微积分），克服了众人均无法解决的计算上的困难，证明了一个由具有引力的物质组成的球体，吸引它外边的物体时就好像所有的质量都集中在它的中心一样。这样牛顿就可以把太阳、行星、地球、月亮等都当作一个质点来看待，从而把以往粗略近似的计算变成了极其精密的证明并由此扫除了确立万有引力定律的最大障碍。牛顿不仅可以证明在平方反比定律的力作用下的天体，其运行轨道是以吸引体为一个焦点的椭圆，为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提供了精确的数理解释，而且还进一步证明，反过来说，围绕处于一个焦点的力在椭圆轨道上运行的天体，它受到的作用力必定符合力的平方反比定律。后人在评价这个证明的重要性时说：“从牛顿自己的话中，我们知道他在没有用数学证明这个定理以前，从来没有料到有这样美妙的结果，但一经证明这个精妙的定理以后，宇宙的全部机制便立刻展开在他眼前。……把数学分析绝对准确地应用于实际的天文问题，现在已经完全在他能力之内了。”[2]牛顿以其无与伦比的创造才能和独特的科学方法，完成了近代科学史上第一次理论大综合，在人类认识史上竖起了一座不朽的历史丰碑。爱因斯坦盛赞牛顿说：“在他以前和以后，都还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地决定着西方的思想、研究和实践的方向。他不仅作为某些关键性方法的发明者来说是杰出的，而且他在善于运用他那时的经验材料上也是独特的，同时他还对于数学和物理学的详细证明方法有惊人的创造才能。”[3]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是牛顿的代表作，被公认为科学史上最伟大的著作。三百多年来，它一直是全部天文学、宇宙学和物理学的理论基础，从对当时科学发展和后代思想、观念的影响上看，还没有任何其他杰作可以同《原理》媲美。牛顿在该书序言中明确地概括了全书的内容：“由于古人……在研究自然事物时，认为力学最为重要，今人则舍弃实体形式和隐蔽性质，而企图使自然现象遵从数学定律，所以我在本书中也致力于研究与哲学[应称之为‘物理学’]有关的数学问题。……因为我认为，哲学的全部任务在于从运动现象来研究[归纳出]自然力，尔后从这些力说明[演绎出]其他现象。本书第一和第二两编中的一般命题就是为此目的而提出的。在第三编中，我在阐明世界体系中举出了这方面的一个实例，因为根据在前两卷中已从数学上作过证明的命题，我在第三编中从天际现象中推导出使物体趋向太阳和一些行星的引力，然后根据也属于数学的其他命题，从这些力我推论出行星、彗星、月亮和海洋[潮汐]的运动……”[1]

《原理》一书以大量实验和观测为依据，进行了严格的逻辑论证和数学分析，全书的核心是牛顿运动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正是从这些定律出发，牛顿把过去一向认为是截然无关的地球上的物体运动规律和天体运动规律概括在一个完整的力学体系之中。A. 沃尔夫曾经指出：“整个科学史，罕有能与自哥白尼到牛顿的天文学发展相匹美的时期。在这一相当短暂的时期中，天文学的进步，既连续又完整，以致它犹如一出独幕剧，展现了事件逻辑的自然发展。”实际上，从哥白尼提出“日心说始，经开普勒、伽利略，最后到牛顿，构成了近代科学革命的主流。它既是一场划时代的天文学革命，同时也是物理学、数学的根本变革。牛顿对物理世界的伟大综合，彻底抛弃了“传统的地上与天上世界的分割以及与之相关的自然与超自然的划分”，表明“整个物理宇宙服从同一条万有引力定律和同一些运动定律，所以宇宙一个部分的所有物理客体和事件要对其余一切产生一定影响，这样就形成了各部分互相联系的宇宙体系”。[2]

牛顿不朽的科学功绩是他同时为近代科学的两大支柱——力学和高等数学奠定了基础，开创了科学发展的新时代。而就人类思想文化的发展而论，“三大运动定律和引力定律……这一思想的全部发展过程整整占了两个世代。它从伽利略开始，到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为止，……笛卡儿和惠更斯的生活时代则正好在前后两人之间。这四人通力合作的工作所获得的成就，毫不夸大地可以认为是人类知识的成就中最伟大的和无与伦比的成果。”[1]牛顿力学体系体现着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自然哲学和科学发展的最高成就，是时代精华的结晶，是牛顿综合前辈和同时代诸多哲学与科学成果的产物。

牛顿光照后代的伟大成就，首先是他构筑了具有高度普适性的力学体系，揭示出无论是天体的运动或是地球上的物体的运动都必须遵循的共同规律——牛顿运动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令牛顿同时代人惊叹不已并且使后来的人们对牛顿无比敬佩的，不仅是他研究力学的广度和才能，也不只是因为他提出了独创和优美的证明，而且还因为他把每一个想法发展成最丰硕的成果的那些细节。科学几乎经过一个世纪才充分理解、验证和整理他的工作。人们运用牛顿的理论和方法逐个发现天王星、海王星和冥王星的经过，最典型地反映出牛顿力学体系的崇高地位和无穷魅力。

英籍德国音乐家和业余天文学家W. 赫舍尔(William Herschel，1738—1822年)，在1781年发现了一颗在以前多年观察中从未记录过的新天体，“样子是那么与众不同”，经过连续几个夜晚的进一步观测，证明是一颗太阳系的新成员——天王星。它的大小为地球的一百倍，到太阳的距离约为直到那时仍是太阳家族最外层的土星的两倍。这一意想不到的空前发现，不只是大大地开阔了人们的眼界，而且是对自古希腊以来人类宇宙观的巨大突破。因为无论是主张“地心说”或是主张“日心说”的人们，都一致认为在当时所说的宇宙(即太阳系)中只有六颗行星，在土星之外就是恒星的世界。现在，第七颗行星发现了，而且任何人均可凭肉眼观察到，它所产生的轰动是前所未有的。同时由于可根据对其不断变更的位置所做的观测结果，计算出它的椭圆轨道，还可根据牛顿引力理论准确地预言由其他行星摄动力所造成的可预期的运行轨迹微小偏离。后来，连续几十年观测的结果与理论计算预言很好相符，就十分自然地进一步扩大了牛顿力学体系的社会影响。1830年，由于发现天王星的实际轨道与预言的偏差，引起了人们对天王星之外可能还有另外一颗未发现的行星的猜测。剑桥大学的青年学生J.C. 亚当斯(John Couch Adams ，1819—1892年)完全使用未经修改的引力定律，只从观察到的天王星运动来计算那颗假定引起摄动的新行星的各个位置。这是一项极其艰巨困难的数学运算。亚当斯直到毕业两年之后，才得出了该问题的数学结果，并提出了望远镜观测的预言位置，可惜未被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及时采纳。几个月后，法国青年勒维烈(U.J.J. Leverrier，1811—1877年)发表了与亚当斯类似的独立计算结果，并将自己的预言送交给柏林天文台台长。幸好正是在收到这封信的那个晚上，这位台长手边有一幅有助于寻觅该行星的新星图，并在非常靠近亚当斯和勒维烈预言位置的天边辨认出了那颗新行星，这就是海王星在1846年的被发现。它是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又一次辉煌胜利。直到20世纪的1930年，人们在经过长达25年的耐心细致搜索之后，终于又发现了至今距太阳最远的第九颗行星——冥王星。虽然这时由于相对论和量子论的科学革命已清楚地揭示出牛顿理论的历史局限性，但科学界却丝毫没有动摇对牛顿的无限崇敬与感激。因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程技术领域里，牛顿的理论与方法仍然是最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最基本的逻辑研究方法。

通过对人类认识并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历史过程的简要回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牛顿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万有引力定律,实际上是凝聚了从古代以来无数科学家艰苦探索成就和牛顿独特的伟大创造的产物，同时也是历经数千年积累，特别是经过自17世纪以来至今无数科学观察、实验和工程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绝不是李洪志之流所可以否定的。进入20世纪以后，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使我们对万有引力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而粒子物理学及场论研究又进一步揭示出物质世界各种运动变化的根源,是自然界存在的四种基本相互作用力——引力、电磁力、强相互作用力和弱相互作用力。其中，引力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一种最基本的作用力，不论是宏观物体还是微观粒子，彼此之间都存在着引力。引力是长程力，没有饱和性，随物体质量增大而增大。在天体物理领域，由于质量巨大，引力起首要作用。微观粒子间引力极小，强度约为强力的10-40，往往在微观领域里可以忽略不计。电磁力是带电粒子与电磁场以及带电粒子之间通过电磁场传递的力，强度仅次于强力，约为强力的百分之一，也是长程力。弱力和强力都是只在原子核内部微观亚核层次才表现出的作用力，皆是短程力。在已发现的数百种微观粒子中，除光子和胶子外，都参与弱相互作用。弱力的力程最短，小于10-18米，强度居第三位，约为强力的10-10。强力的强度最大，力程约10-15－10-16米，且较其它三种相互作用力有更高的对称性。虽然关于寻求弱电强三种相互作用力统一的大统一理论和四种基本相互作用力统一的超大统一理论都还没有完成，但引力“万有”的内涵比之牛顿时代则更加丰富多彩并更加深入人心。

科学探索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自牛顿时代开拓的对万有引力的研究，不仅是正确的、有效的，而且也是现代人类日常生活和工程技术研究与实践的基本理论依据。可以说任何一个具有初中以上科学文化知识的人，对万有引力都是有所了解的，可偏偏李洪志却一再否定万有引力的存在。

2001年5月18日，李洪志还发表过一通与万有引力有关的谬论，胡诌说：“那么火箭、宇宙飞船飞上天的时候，也就是要想脱离开构成地球的这些不同层次粒子构成的这个环境，那么人就用火箭加大冲击力，强力移动。三界之内，大家知道有大气层，看上去是大气层，实际上里面是由无数微观生命组成的一个环境，就是为了稳定人能在这里生存。一旦跳出、离开这个大气层的时候，有许多分子和分子之间的联系就会在强力拉动下被冲断，那么就造成了一种情况，只有边缘粒子和其连带着，拉力就没有那么大了。就是说，你虽然不在地球这个环境中了，可是你还在三界之内的其它粒子境界联系中，它才能在那里稳定，这就是那个卫星能够在那里的原因。当然啦，同样重量不同体积连带是一样的，体积小而物质密度大的物体和体积大的物体所具备的连带关系同样多，所以感觉同样重。细讲还有许多方面。我刚才讲的意思呢就是告诉大家：万有引力是不存在的；真正的原因是这个环境中的粒子，它要在这个环境中存在，它们之间是有连带的。” 在这里，李洪志把仅只存在于微观亚核层次的短程力——强力，也硬拉扯到宏观世界里火箭、宇宙飞船的运动问题上，而把起根本作用的最重要的引力排除在外，并且特别强调“我刚才讲的意思呢就是告诉大家，万有引力是不存在的”，真是颠倒是非，荒谬绝伦。由此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李洪志之流污蔑“万有引力定律是完全错误的”，“万有引力是不存在的”等等，不仅暴露出其无知、愚昧的本性，也是其反科学本质的大曝光。其实李洪志也和所有的现代人一样，享受着科学技术所创造的文明成果，而且他还在处心积虑地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为“法轮功”张目造势。而反科学又是“法轮功”邪教本质决定的，近代以来的人类发展史已清楚地表明，科学与一切邪教、迷信是根本对立，水火不容的。

第二节  背离科学方法，逻辑混乱，自相矛盾

李洪志的“新经文”，不仅在基本的科学理论和科学常识层面上是反科学的，而且其思维方式、话语表述也是背离科学方法，逻辑混乱，矛盾百出的。这正是“新经文”反科学本质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近代以来科学的发展和进步，在取得愈来愈多的科学发现和科学发明的同时，也培育成就了不断完善的科学方法体系。“方法”一词的希腊文原意是“遵循某一道路”，指规定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必须按一定的顺序采取的步骤。科学方法，按其本意，也就是指为了获得科学知识，在科学研究活动中所应该遵循的程序。从古至今，科学方法随着人们认识世界，变革世界的实践不断丰富，现已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系和一门专门的学科——科学方法论。各种科学方法在科学研究的各个环节上相互联系，彼此衔接，贯穿于科学研究的全过程，而科学研究过程的一般程序则像一条红线将不同的科学方法有机地串联起来，因此也可以说，科学研究的一般程序从总体上大致勾画出了科学方法论的体系框架。

科学研究虽然没有固定的程序和模式，但在一般情况下，科学研究过程需包括以下几个环节：

(1)科研选题。这一环节是从接触或发现各种科学问题开始的。在整个科学研究过程中，如何确定选题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一步。在这个环节上，如何发现和确认问题，分析问题的类型和来源等，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直接决定着未来科学研究的走向。

(2)获取科学事实。这个环节的主要工作是根据已经确定的科学问题的需要，搜集和整理事实材料，这里既包括通过文献检索获取间接经验事实，也包括对直接经验事实的获取，而获取直接经验事实的基本方法就是观察和实验。观察和实验方法是这一环节的两种基本方法。

(3)进行思维加工。这个环节的主要工作是基于已获得的事实材料运用逻辑方法和非逻辑方法进行科学抽象，形成科学假说。在这个环节上，科学研究过程中的发现活动和证明活动之间的相互交织、相互作用表现得最为明显，因而有关科学发现的非逻辑方法（例如潜意识、直觉、灵感、想象、形象思维等）和有关科学证明的逻辑方法（诸如科学抽象、比较与分类、类比与移植、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数学方法以及现代科学中产生的系统方法、信息论方法、控制论方法等）同样起着重要作用。

(4)验证。这个环节的主要工作是对已形成的假说进行实践检验，所运用的主要方法仍是观察和实验，通常还要辅之以逻辑方法。

(5)建立理论体系。这一环节的主要工作是把已确证的假说与先前的理论尽可能统一起来，形成比较严密的有内在逻辑联系的体系。这一环节所运用的主要方法仍然是逻辑方法。

我们只要以科学研究的一般程序来衡量就不难看出，李洪志的“新经文”与古今中外所有的邪教一样，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看，也是彻头彻尾反科学的。

一、“新经文”论题荒唐，皆与科学无缘。

首先从选题上分析李洪志的“新经文”，可以说李洪志所涉及的问题，全都是与科学风马牛不相及的。

科学研究作为一项创造性的探索活动，其逻辑起点何在？这一直是致力于科学方法论研究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们热心关注并激烈争论的重要问题之一。早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曾明确地提出了科学发现逻辑的一般程序是：从观察个别事实开始，然后归纳出解释性原理，再从解释性原理演绎出关于个别事实的知识。在这个程序中，科学研究的起点是观察，此即“科学始于观察”观念的由来。近代科学革命以后，以F. 培根为代表的古典归纳主义学派，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发展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科学始于观察的”的观点。F. 培根从认识论中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相互关系上，揭示出认识的基础是实践并强化了经验观察在科学研究过程中的第一位作用。F. 培根认为，观察和实验是科学认识过程中获得感性认识的首要环节和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理性认识将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通过观察和实验的科学实践，才能使感性认识经归纳、整理上升为理性认识。而近代以来以物理学为带头学科的经验科学的蓬勃发展也从实践方面为“科学始于观察”的观点提供了丰富的佐证，因此，科学观察和实验是科学研究的逻辑起点被近代以来的大多数科学家和哲学家所接受。

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科学革命的深入发展，人们的认识已借助现代科学手段突破了以往仅凭人体感官感知的宏观世界的局限，在小的方面进入了原子内部的微观世界，而在大的方面又进入了更加广大的且以接近光速运动的宇观世界，并且发现，现代科学研究的实际过程很难与传统的“科学始于观察”的模式相一致。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以其传奇式的科学实践表明，科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不是一般的观察，而是科学问题。爱因斯坦关于广义相对论的研究，并不是因为他观察到了新奇的科学现象，或是进行了前人所未作的实验，而是出于想解答某些发人深省的疑难问题。当1905年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后，其仅适用于惯性系（即与观察坐标系保持平行的匀速直线运动的参考系）体系，还不能说明涉及面更广泛、更普遍的非惯性系（诸如曲线和非匀速运动参考系）问题。正是由于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才引发了爱因斯坦对惯性和引力之间关系的进一步研究，最终解决了“引力疑难”,创立了更具深远影响的广义相对论。因此爱因斯坦明确指出：“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待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1]

从理论上系统批判“科学始于观察”的，是20世纪著名的科学哲学家K. 波普尔（Karl Raimund Popper，1902-1994）。K. 波普尔认为，虽然从表面上看，科学似乎是源于观察的，可实际的科学研究过程却是直接起源于科学问题的。K. 波普尔指出，关键在于任何观察过程总是要渗透、伴随着预设的问题，观察都是有选择的,它总是要有一个挑选出来的观察对象、一项确定的任务、一种兴趣、一种观点、一个问题。总而言之，要进行观察就必须首先确定观察什么，为什么观察和怎样观察等诸多问题。那种缺乏目的和对象的观察是不存在的。为了清楚地表明自己的这个观点，在一次公开进行的辩论讲演时，K. 波普尔一开始就大声地宣布：“女士们，先生们：请观察！”结果听众们面面相觑，莫名其妙，不知要观察什么。这时K. 波普尔笑着说，这就是因为没有问题引起的，所以，科学并非起源于观察，而是起源于问题。

明确科学问题是科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深刻地反映了现代科学研究活动的本质特征。从现代科学理论发展的进程来看，科学理论的萌发、进步以及新旧理论的交替、更迭，并不是简单地起源于经验观察，而是来源于理论本身的不完备性所引发的问题。因为任何科学理论的真理性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都是特定时代中某一认识水平的产物。理论与实践的矛盾，理论本身或不同理论之间的矛盾，往往构成科学研究的新起点和突破口。而从科学研究的具体过程来看，具有不同知识结构和理论背景的科学认识主体均可以在不同的认识起点上，通过发现不同的科学问题展开科学探索和认识。科学认识主体总是以科学问题为出发点，有选择地搜集事实材料，有目的地进行观察和实验。而与科学问题无关的东西往往有意忽视，任其流散，不会在科学认识主体中引起信息效应或思想共鸣。这种科学研究聚焦于问题，通过问题展开研究的方式，能有效地提高科学研究的成效。

从科研选题的基本程序和基本内容分析李洪志的“新经文”，其所论及的问题，既无来源于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产生的问题，也不是理论本身或不同理论之间的矛盾引出的问题，完全是李洪志恶意编造出来的。他所涉及的那些所谓话题，与古往今来的所有巫婆神汉们的胡言乱语如出一辙，毫无差异，尽管他似乎拉扯了一些现代科学的词汇，但其本质仍然如故，是与科学毫不相干的。退一步讲，即使是用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观念衡量，李洪志所谈的问题，也是既无经验基础，又无观察积累的，纯粹是无中生有的无端臆说。

二、“新经文”无任何科学事实依据，全然是胡编乱造。

科学事实是指通过观察和实验所得到的经验事实，是经过科学整理和鉴定的确定事实。经验事实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类指客体与仪器相互作用的表征，如观测仪器上所显示和记录的数字、图像等；另一类指对观察实验所得结果的陈述和判断。

一般来说，科学事实具有以下特征：

(1)科学事实应该是个别存在陈述。例如“化学元素铀具有放射性”、“水分子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组成”等都是科学事实，而诸如“所有的微观客体都具有波粒二象性”等这类的普遍陈述，则不能称为科学事实，它们均是对科学事实进行加工提炼后作出的理性论断，两者是有区别的。强调科学事实的个别性是为了突出它主要来自感性认识活动，而不是主要来自理性抽象活动。

(2)科学事实应该可复核，可再现。如果一项观察、一次实验根本无法复核和重现，那就无法产生出科学事实。强调科学事实的可重复性，是为了尽可能排除在观察和实验过程中出现的假象与错觉，消除事实描述和判断中可能存在的谬误。

(3)科学事实应该精确、系统。例如19世纪末引发了“物理学危机”的著名的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其目的是要判定被当时众多科学家认为普遍存在于宇宙中的物质——以太是否真正存在。当出现“零结果”（即无法确定它的存在）后，迈克尔逊和莫雷考虑到诸如地球自转与公转以及观察环境条件等因素对测量的影响，就不厌其烦地改造实验设备，改善观测环境，并在不同纬度、不同高度、不同季节与不同时刻等多种情况下反复观测、检验，从系统、全面的观测实验中才确认了“零结果”，即“以太”是不存在的科学事实。

用科学事实的要求来衡量李洪志絮絮叨叨说过的那些事，没有任何一件是符合科学事实特征的。例如“执著心”是李洪志教训其信徒们时常说到的。2004年4月12日，李洪志又有了新的发明，他说“大家知道，有许多东西、许多的执著心为什么那么去不掉？为什么那么难？我跟大家一直在讲，粒子是从微观上层层组合一直到表面物质。如果在极其微观下大家看看思想上那些个执著的东西形成的物质是什么？是山，巨大的山，像花岗岩一样的顽石，一旦形成了人根本就动不了它了。”（2004年5月23日，《芝加哥法会讲法》）

在这里，李洪志的无知和愚昧表现有三：

第一，把意识和物质混同起来了。众所周知，“执著心”属于意识范畴，所谓“心之官则思”，实际上是说，思想是物质器官（大脑）的功能，并没有也不可能与具体的某种物质的东西相对应。

第二，既使是如其所说，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科学家曾在人的思维器官大脑中发现李洪志所编造的“是山，巨大的山，像花岗岩一样的顽石”那样的东西。因此，它根本不是科学事实。

第三，李洪志说，像巨大的山一般的“执著心”，一旦形成了，“人根本就动不了它了”，那么请问，还谈什么修炼？还讲什么去掉“执著心”？

　　三、李洪志的思维完全违背基本的逻辑方法，甚至无任何逻辑可言。

在“新经文”中，李洪志谈天说地，东拉西扯的那些事，既不是经过科学的归纳演绎方法总结的，也不是运用分析综合的方法获得的。不过倒也真叫人开了眼界，看到了世上竟然还有如李洪志这样胆大不知羞的败类存在并且还能骗那么多人。且看李洪志的思维方式与科学的思维方式是多么地不同吧！

2004年4月12日，在纽约亚太地区学员会议上，李洪志说：“我当年传法的时候，我为了让这个法在未来宇宙中永远不破不败就必须走正，我就定下来动物不能够得法。在很久以前哪，也是不允许动物得法的。后来在漫长的岁月中啊，渐渐的都发生了变异了，也允许动物修了，就渐渐的越来越多动物修炼。我当年在传法时提出不让动物修大法，嚯，好家伙，各界都在闹。那也不行，规矩就是规矩。动物要得法哪，你可以转生成人，我也给机会。但是你今天来在了世上，正法中不管你是动物、是植物还是物质，我就看其对大法的态度如何，正面对待大法的我什么都能够给其解决。一般的情况都是哪来的同化后我让其还回到哪去，我可以解决这件事。动物直接修大法不行，对大法本身也不敬。” 这段离奇的自白纯是一派胡言。“当年传法的时候”究竟是什么时候？众人皆知李洪志编造所谓的“法轮功”，距今也仅仅是十二、三年时间，又如何谈得上“后来在漫长的岁月中啊”！既然“提出不让动物修大法，嚯，好家伙，各界都在闹。那也不行，规矩就是规矩”，那怎么又要说“动物要得法哪，你可以转生成人，我也给机会”，并且还说“正法中不管你是动物、是植物还是物质，我就看其对大法的态度如何，正面对待大法的我什么都能够给其解决。一般的情况都是哪来的同化后我让其还回到哪去，我可以解决这件事。”这不就是自打嘴巴吗？哪还有什么逻辑？哪还有什么理智？

李洪志在北美巡回讲法时说“我也不知道我是谁”，弟子们大惑不解,向他提问，他的回答是“有啥理解不好？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现在我对众生是个谜，将来谁也不知道我在哪。我有一切能力，我不被一切所累，叫我什么都不准确，不同的众生将来看我都是不同的他们民族的形象，一切是我所成，我又不在一切中，就这个概念。”（2004年2月28日,《洛杉矶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有哪个头脑清醒的人会讲出这样的昏话？又有哪个有知识的人能相信这些话？这就是典型的李洪志式的“胡搅”逻辑！

逻辑思维混乱是李洪志“新经文”的一大特点，且随处可见。2003年7月20日，李洪志在“华盛顿法会”讲法，为了给信徒们鼓劲打气，大讲什么“旧势力在当前哪，已经被彻底的淘汰至尽。从最高形式一直到它们旧势力所安排的那些个不同层次上参与正法、左右正法的那些个所谓的神、变异的生命，都被淘汰至尽，没有了”，倒真像是李大师神通广大，法力无边，“法轮功”已大获全胜了。可牛皮吹得太大了，既然李洪志眼中的“旧势力”以及“从最高形式一直到它们旧势力所安排的那些个不同层次上参与正法、左右正法的那些个所谓的神、变异的生命，都被淘汰至尽，没有了”，那为什么李洪志一伙还千方百计地鼓动信徒们走出去“讲真象”呢？岂不又是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吗？

　　四、以“验证”来衡量“新经文”，其反科学的本质更是暴露无遗。

李洪志所说的那些事，件件桩桩都是没有经过验证，同时也没有办法验证的。

例如，李洪志批评弟子中有人说“法轮功”整体没有凝聚力时说：“大法的整体还没有凝聚力？这个不对，这个说法不对。其实呢，法是谁也破坏不了的，众生啊，除了我自己知道我的法，任何生命、任何神都不知道。当初几个神看到过那部法的极少的一部分的形式外，整个宇宙没有其他生命真正知道大法的真实体现。你们看到的法轮，那是功的一面的体现，而真正定着法的法轮，除我之外，任何生命都不能看到的，威力无穷的。”（2003年11月29日，《亚特兰大法会讲法》）李洪志说得十分清楚，整个宇宙只有他知道“法”，而且除了他之外，不仅任何生命都不知道，甚至任何神也都不知道。李洪志蒙骗信徒的最大诱饵，就是修炼成佛、成王，就是修得他那个“大法”“白日升天”，可到头来“整个宇宙没有其他生命真正知道大法的真实体现。你们看到的法轮，那是功的一面的体现”，即便是修到能看到所谓的“法轮”了，那也不是“大法的真实体现”，也还是空的，实际上是虚假的，因为李洪志说了，“真正定着法的法轮，除我之外，任何生命都不能看到的”。类似于这一段的自说自话，在“新经文”中比比皆是，其要害就是无法验证，所以才能骗人。这也就是李洪志得以混世的一大专利。

更加离奇的是，李洪志还常常胡诌几句科学名词为其歪理邪说贴金，但由于他根本不懂科学，反倒欲盖弥彰，更进一步地暴露出其无知与狂妄的丑态。例如在2004年11月21日的讲话中，李洪志说：“因为正法和法正人间是分两步做，所以三界要和宇宙脱离，自从我正法开始，在这十几年之中，一直在向宇宙外运动。天文学家们看到宇宙的天体都不是早期的天体了，银河系所存在的位置也不是早期的位置了，早期银河系存在的位置周围的其它星系和现在不一样了，是因为三界在从宇宙中脱离。在移动的过程中科学家发现了，说宇宙在膨胀。实际上是天体在脱离三界，而且三界离开原来的位置也越来越远了。三界这十几年来一直在不断的从宇宙中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发现天体的变化很大，原来没有的星体出现了，原来没有的天体出现了，原来没有的星系出现了，原来的那些星体星系哪去了？宇宙怎么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其实是三界在脱离宇宙的移动过程中的表现。”（2004年11月21日，《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李洪志自作聪明，以为说几句“科学家发现了，说宇宙在膨胀”，“科学家发现天体的变化很大”等，就可以贩卖其私货骗人了。结果却适得其反，反而进一步暴露了自己的无知、愚昧，也“验证”了他所宣扬的尽是谎言。

众人皆知，依据现代科学界对宇宙起源研究所形成的暴胀宇宙学理论，我们人类现在观察和认识到的，亦是人类所处的这个世界，大约起源于150亿年以前的一个“暴胀”过程，这个过程持续仅10-32秒时间，宇宙膨胀了1020-1050倍，当这一阶段结束时，大统一的作用力也分化为最基本的作用力，即引力、电磁力、弱力和强力。此时夸克、轻子等最基本的粒子也产生了，这时可以说，宇宙已经形成了。

形成后的宇宙仍在继续膨胀，这个过程已持续了150亿年，在整个膨胀过程中，宇宙的温度和物质密度也在持续下降，形成了远离热力学平衡的物质能量系统。根据目前的研究和认识，形成后的宇宙经历了以下几个演化阶段：

（1）基本粒子形成阶段。当宇宙时为10-10秒时，四种最基本的相互作用力（引力、电磁力、弱力和强力）完全分开，比原子更小的粒子——强子形成；到宇宙时10-6秒时，宇宙中占统治地位的就是强子。随着宇宙温度和物质密度的进一步降低，新产生出来的强子就越来越少了，而由强子分裂或成对湮灭成为高能光子等轻子的过程便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在宇宙时10-2秒时，宇宙进入了轻子时代，此时宇宙物质以电子、μ子、中微子为主。在这一时期，由于粒子衰变、分化和正反粒子湮灭过程持续进行，光子和中微子越来越多，当宇宙温度降低到1010K时，宇宙便进入“光子海洋”式的辐射阶段。

（2）辐射核合成阶段。暴胀的大爆炸开始1秒后，进入辐射阶段的宇宙仍然温度太高，物质密度太大，还不能形成稳定持久的物质－能量系统。当宇宙时1-3分钟时，宇宙温度下降到109K，辐射阶段进入了后期，这时由于中子失去了自由存在的条件，便与质子结合形成氘（有一个中子的氢）核，氘核还可以进一步相互作用，再生成化学元素周期表中的第二个元素氦。这样持续几分钟，演化到辐射核合成阶段结束时，宇宙中的物质组成大约为氢核占74%；氘核占1%；氦核占25%/。此时的宇宙温度也下降到108K。

（3）实物阶段。宇宙时1万年后，宇宙温度降到105K，自由电子被原子核俘获，开始形成稳定的原子。最轻、最小的化学元素氢最早诞生，随后依次逐渐形成其它的化学元素，宇宙中的辐射此时已退居次要地位。随着大多数带电粒子以电磁作用的方式集中到原子中，宇宙中主要是气状物质，万有引力开始占据支配地位。由于辐射压减退，当发生某些扰动时，均匀气体中的一部分会逐渐形成气状云，进而形成星云和星体。第一代恒星形成耗时约50亿年。实物演化阶段持续时间最长，已经历了近150亿年，至今宇宙仍处在这一阶段的继续演化过程中。[1]

上述暴胀宇宙学的论断，虽被称为“标准宇宙学”，并已有宇宙学观测获得的河外星系普遍红移、3K背景辐射、诸多星体氦丰度测定大致相近等实验结果证实，但它目前还存在一些无法解决的困难（最突出的就是关于“原始火球”来源的难题），因此它尚未完全得到“确证”，仍然还只是一个科学假说。但科学观察所知的宇宙一直处在持续的膨胀过程中这一点，却是学术界的共识，是确定无疑的，而绝不是如李洪志所吹嘘的，“三界要和宇宙脱离，自从我正法开始，在这十几年之中，一直在向宇宙外运动”。再说，人类发现宇宙膨胀是在20世纪20年代。1924年美国天文学家哈勃（E.P. Hubble，1889-1953）以造父变星作为光度标准，计算出仙女座星云距离地球超过70万光年，从而证实了河外星系的存在。1929年哈勃进一步分析了河外星系光谱的红移现象，按照光学多普勒效应的解释，这就意味着河外星系正在远离我们地球而去，即宇宙处在膨胀的过程之中。哈勃还发现，河外星系的退行速度与星系距离成正比，即星系距离越远，其退行速度越大，这就是哈勃定律。这一观测事实有力地支持了宇宙膨胀模型。20世纪30年代，英国天文学家爱丁顿（A.S. Eddington，1852—1944）将哈勃发现的河外星系红移和宇宙膨胀理论结合起来，认为哈勃的发现证实了宇宙膨胀理论。[2]

我们已经看得十分清楚了，宇宙膨胀不仅从来如此，而且科学界确证这个事实也已有70多年了，岂止是李洪志所说的“这十几年”的事！

　　五、用“建立理论体系”来看李洪志的“新经文”，真可说是一文不值！

李洪志最拿手的就是胡诌乱编，信口开河。正如他批评其弟子那样，“出现思想不理智，一会儿说东，一会儿说西，摸不着边际的一会儿这，一会儿那，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可以说是李洪志的一幅自画像。而无论走到那里，无论面对的是什么人，李洪志最热心的总是千方百计地自吹自擂，自我造神。如果一定要给李洪志的“新经文”作出理论评价的话，那么明眼人都可看出，他的“新经文”与以往李洪志所贩卖的货色一样，都是既无理，又无论的，通篇皆是歪理邪说。而其与中外所有的邪教一样，也都以“自我造神、假充斯文和胡编乱造”三点为其“鲜明特色”的。

其一，自我造神，古怪离奇。

从开始编造“法轮功”开始，李洪志就着意把自己打扮成神，从十多年前做手脚把自己的生日改为农历四月初八，与佛祖同一天，到后来越吹越大，越吹越神。

李洪志的自我造神是从人变成神开始的。2003年6月18日，在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时，他说：“生命是很复杂的。其实人成神我在实践中已经都做过了。我自己的肉身已经在主持法轮世界了，而且将来你们会看到很多过去的我，那时你们也许就把他们当作我了。其实真正我的主体本质，真正的主我，是很难被生命知道的，但是我什么都知道你们。”就这样三言两语，李洪志就把自己变成了“我什么都知道你们”，而“真正的主我，是很难被生命知道的”神秘人物了。为了更能骗人，他又接着吹嘘道：“我在下走到有形这个层次中开始做真身，然后一步一步进入大穹往下走。每一次呢，我都是真身单独下走。也就是说，真正的我就是真身。我一直在给你们讲，我说我就是最表面，真皮就是我，因为我在任何一个层次中都做最表面，都做真身，到了人这儿也是肉身中有真身。所以呢，我在不同层次上，在历史的过去，留下了不少我的真神，他们都是我过去不同层次的真神。有的他们自己在漫长的岁月中觉得我已经回不来了，他们就又演化成了一个身体，都和那时的我一模一样。也就是说，你们在将来的宇宙中，会看到许多我的过去。他们都可以同化后进入未来的新宇宙的，因为那是他们的威德、福分——曾经是过我。我每一次都是以真身在往下走，所以每次作为真神来讲，身体要下走，他们都不想叫我下走，都知道往下走是很苦的，就等于是毁了。一个神不管从多高来，最后到了人这儿在神的眼里那基本就是神死了。所以层层下走的我自始至终都做真身。而这个真身虽然走过了漫长历史的不同众多的层次，但是这张皮根本是从哪里来？是谁？没有生命能认识到。这一次我也是同人身降生于人世，当了人的最表面。不同的是，肉身中有真身，但是我的最本质来源是没有生命能够查得清和认识到的。我刚才讲，说将来生命很难知道我，就是说这个意思。”李洪志的这一套其实是所有邪教共用的伎俩，因为只要你相信他 “那张皮根本是从哪里来？是谁？没有生命能认识到”，结果就仍然只能是任凭李洪志“自说自话”了。

李洪志为自己造势壮威的吓人武器，就是宇宙众生的命与各种因素的命都由他掌控着。2003年2月15日，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时，他说：“我的情况就不是一般生命可以想象的了。师父在正法中身体中收入了一切宇宙众生的命与各种因素的命。一来为了正法的安全，所有众生的命都在我这，谁也干不了对宇宙造成威胁的事；二来不叫任何生命与各种宇宙因素逃避正法；三是在正法中保护它们的命。所以师父全身都是大大小小不同的各种各样的宇宙各层生命与道神佛的形象，也包括人的，有大有小，但是他们对师父干扰不了，不起任何作用，是我收了众生的命。有些用常人的眼睛就可以看到，学员天目都可以看到，以前我没讲过。”李洪志又说：“我虽然来到这儿，谁也看不到我最终有多微观，它们只能看到人的身体的最表面粒子这一部分。宇宙中每一个物体，每一个东西，都是从一层一层不同微粒子构成到表面，这些，神都可以看见，查到它的根，查到它的根源，也就象一条路一样，一点点的延伸下去。从哪儿来的？我从里来，从外来，我从没有中来，形成了有，出现在苍穹之顶，又从那里一步步下到了三界最表面，没有生命知道我是谁。” 请注意，李洪志的戏法又变出了新招，原来还稍微“谦虚”一点自称“生命很难知道”的李洪志，很快已升级为“没有生命知道我是谁”了，所以信徒们更是任他随便摆布了。

李洪志吹牛最热心的事，就是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他说什么：“今天的人类呀，其实不是因为正法，早就毁掉了，人类的思想标准已经在地狱以下了，是因为正法，我赎了三界内一切众生的罪。那么大家想想，就我们学员而论，我当初等于是从地狱把你们捞起来的。我真的替你们承担了你们犯下的千百年的罪，不止是这样，我因此还要把你们度成神。在这过程中，我对你们费尽了苦心，同时呢，因为你们要成为那么高的神，我就要给予你们那么高神的荣耀和你们那么高层次上所具备的一切福分。开天辟地没有任何的神敢于这样做，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2003年2月15日，《洛杉矶西部法会讲法》）可惜李洪志的牛皮吹得太大了，既然是“开天辟地没有任何的神敢于这样做，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那凭什么李洪志就能做成？

李洪志还自吹说：“师父有一个独立的体系。你们都是宇宙中的生命，庞大的宇宙不管多大，而师父不在其中。我不在这一切中，那么我又自己有一个独立的体系，我不需要这个宇宙中的任何东西，也不需要放进去任何东西，我自己有一个独立的自我生存体系。那么也就是说呢，宇宙中什么生命也不能看到我，也没有生命能知道我。其实我就是无形的，对于任何内外因素来说我都不存在，就是没有吧；那么我又能够在任何宇宙层次中显现出我的形象来，就是你们今天能看到的这个形象在不同层次中的升华。在人这儿是这样，当然，将来的时候可能会很年轻，我的本体是很年轻的。用人的话讲，层层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升华的形象，看上去都是我，只是越来感觉着构成的因素越微观体积越大。当然我也可以层层聚为一体同时变大变小，还可以无限分体，就那意思吧。”是什么意思呢？真是比神话还要神，他究竟是人？是神？是鬼？看来连李洪志自己也都说不明白了。

特别令人愤慨和恶心的是，李洪志竟梦想把自己凌驾于传统宗教之上。2004年7月24日，在华盛顿法会上，李洪志说：“不管各个民族中有多少英雄人物，不管历史上出现了什么样的文化，都是为了今天这部大法在人类最后的展现，从而在人类奠定认识大法的文化，造就着不同文化的特点，造就着不同的文化方式。也就是说在三界与人类有史以来这个过程，是在奠定人的思想，奠定人的行为，奠定人的准则，奠定着最后能够理解这部法、能够修这部法、能够懂得修炼、能够成为大法弟子、众生能够在正法中被救度，历史上的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这宇宙的最后时刻成就的。其实，包括释迦牟尼、老子、耶稣等等许许多多的大觉者，在历史上他们的度人传道、行善、为人受罪，我告诉大家，他们真实的目地都是在为正法奠定文化。……其实将来你们会看到，无论是耶稣也好，释迦牟尼也好，历史上的其他大觉者也好，他们做的事情和你们今天做的事情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在形式上不同而已”。 

2002年7月22日在华盛顿法会上，李洪志还曾大言不惭地说：“我不是耶稣，我也不是释迦牟尼，但是我造就了千百万个敢于走真理之路、敢于为真理而不畏生死、敢于为救度众生而献身的耶稣、释迦牟尼。”恐怕在古今中外的一切狂妄无知之徒中，都难寻找到如此厚颜无耻的人了！

其二，假充斯文，胡说八道。

李洪志仅读过初中是众所周知的，可他似乎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他的无知与愚昧，偏偏还要谈科学，谈艺术，并且还要讲一讲古文和书法，真是不知天下有羞耻事！

2003年7月21日，李洪志大讲了一通艺术问题，还硬是要拿梵高和毕加索开刀。他说：“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以后，达-芬奇与那些艺术家的出现，其实也是神有意叫他们引领人走向艺术的成熟、告诉人怎么样去完成作品，所以当时他们的作品对人类的影响很大。可是近代的现代艺术也是一些另类神安排的，就是今天左右正法的旧势力一伙。为什么出了一个梵高？为什么出了一个毕加索？这些人也是它们安排来的，但是是起负面作用的，目地就是在人类道德滑下去的时候也要使人类文化中的一切都要同时败坏下去。所以这两个人就是来乱人类艺术的，就是败坏人类艺术为目地的，完全是为了毁掉人类的文化来的。由于他们当初对所谓现代派基础的奠定，人类的艺术才走到了今天这样一个魔性的状态。”有哪一个有理智的人会接受李洪志如此贬斥人类艺术，并把著名艺术家打入“另类”的作法！

更加荒唐的是，李洪志竟然还说：“大家知道吗？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叫法国人投降了？法国人没有能力打仗吗？这个民族当年不是也出过拿破仑、路易十四式的英雄吗？那个民族不是也有过辉煌的历史吗？其实人类的战争是神控制的，是有目地出现的，人想出现什么还不行的。法国没有直接投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中去，神的目地是要保存在法国的那些本次人类文明中仅有的艺术品，那也是人类在这次文明中最辉煌的、人类最值得骄傲的、真正的人类最正统最完美的艺术。如果战争一打，卢浮宫和凡尔赛宫等保存的艺术品就全没了，巴黎街头那些艺术也没了。是神要给人留下这点东西，目地是使人将来还能够有参照找回人自己的艺术，大法弟子也能够在这些正统艺术的功底上走回来。” 如此明目张胆地歪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公开为当年向德国法西斯投降的“法奸”张目的言论，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今天，只能令人万分愤慨，同时也为世上还会有如李洪志这样的历史小丑痛感悲哀。

还有令人喷饭的就是李洪志那些关于古语和写字所发表的“高论”。

2003年2月15日，李洪志在洛杉矶讲法时说：“这些中国的文化，世界其它文化也都是这样的，是留给人得法用的。我用这文化中的哪一部分，这也是我的选择，没有什么特殊的想法，就是随意用了。我有的时候用古语写些东西，也有时候用诗呀、顺口溜啊、对联儿来写；也有时候用白话文，就是现在这种语法来写。其实我最想用古词来写，能表达得非常清楚、透彻。当然学员们现代学的都是白话文，看不懂，所以我就不用、少用了。旧的势力把今天的人类推到这一步上来啊，其实给宇宙正法、给未来都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我现在讲的法是结合着科学的东西在给你们讲的，这不是人的文化，将来留下来怎么办？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老想用那个文言文古话去讲，就是因为它没有这些东西在里面。但是现在已经是这样了，人只能在这样的文化中明白这些理，我也只能这样讲了。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真是奇怪了，这十多年来，李洪志所讲、所写的东西，连篇累牍，多如牛毛，可从未见到过他最想用的“古词来写”的，也未见着他“有的时候用古语写些”的大作，究竟是谁侵吞了李洪志的这些“杰作”？

2003年7月21日，李洪志在“华盛顿美术创作研究会”上讲法，还专门谈到了书法，“说到草体，严格的说，是对人负的一面放纵的心理表现。过去神帮助人造字时是没有什么草体的。其实我是没有练过毛笔字的，不怎么会写，但是经常有人叫我写点什么，我就用隶书写。不是说我偏爱隶书，是因为隶书这种字谁要把它写草了是草不来的，草了就不是隶书了，所以人很难在放任观念或思想业力中写草它。就从这一点上我愿意写隶书。”就连他自己都承认“没有练过毛笔字”，可又偏要对书法说三道四，表现在行，李洪志为了给自己贴金，真是不计场合，不管内容，反正是横竖不顾的。

其三，胡拉乱扯，信口雌黄。

李洪志的“新经文”与其所有的讲话及著作一样，充满了谬论和谎言，而胡拉乱扯，信口雌黄，可称得是其歪理邪说最突出的一个特色。

李洪志在美国讲过这么一段让其信众都大笑不已的昏话：“其实我没有说美国是大清，我说的美国是大明，（众笑）法国是清。当然总体上说啊还是概括的讲，不是那个民族的每个人都是，因为历史上还有单独转生来的为数也不少，在不同地区都有。法国是个几百年历史的国家，是本次人类文明艺术保留最好的国家。书也没有误印。”（2003年4月20日，《纽约法会讲法和解法》）这种牛头不对马嘴的胡言乱语，歪曲事实，混淆视听，常常令人难以卒读。即便是调动起一切可能的想象力，也弄不明白为什么“美国是大明，法国是清”？也想不清楚为何法国竟被“博学的”李洪志说成“是个几百年历史的国家”？众所周知，法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有数千年，远古不去追溯，早在公元5世纪末，法国的第一个封建王朝——墨洛温王朝便初步建立了专制制度，至10世纪加贝王朝，已经发展起来一整套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和王权机构。16世纪时，法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国王取得一部分贵族和市民阶层的支持，反对封建割据，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法国社会进入君主专制时期。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法国几千年文明，不明不白的就被李洪志篡改了，抹杀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2004年2月28日，李洪志在洛杉矶西部法会讲法时，竟然还说：“看看世人，全世界有七十多亿人”，这真是一个低级的不能再低级的错误。大家知道，自从约300万年前地球上出现人类至今，累计生活过大约800亿人。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世界人口变迁的历史吧。

在4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世界上只有约300万人；

到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世界约有500万人；

距今8000年前，世界人口不到1000万人；

公元初年，世界人口增加到2亿人；

到1650年，世界人口达到了5亿人；

到1830年，经过180年，世界人口已翻番增至10亿人；

到1930年，又经过100年，世界人口再次翻番增至20亿人；

在进入20世纪后，世界人口增长的速度越来越快：

1960年，仅仅过去30年，世界人口即增至30亿人；

1975年，只经过15年，世界人口增至40亿人；

1987年，又只经过12年，世界人口增至50亿人；

1999年10月12日，人类渡过了具有象征意义的60亿人口日；

根据有关方面的统计，2003年底的世界人口，大约为63亿多人，哪里冒出来李洪志所讲的70亿人？

就是在同一次的讲话中，李洪志还胡说：“人类社会呀经过了上亿年的这样一个过程，众生都是为了这法来的。” 这也是违反基本人类知识的低级错误。现代人类学与考古研究告诉我们，地球上人类起源大约在距今300多万年之前，哪里有“上亿年这样一个过程”？即便是根据《科学》杂志2002年度“十大科学发展”评选出的人类起源新发现，在非洲发现了有六、七百万年历史的人科动物化石，它比迄今为止已知的任何人科动物的化石年代都要早300多万年，头盖骨具有黑猩猩、大猩猩和人类的混合特征。[1]这一最新的科学发现，也与“一亿年的发展过程”相去甚远。李洪志不只是说的事不可信，他一旦煞有介事地说到具体的数据时，则往往更不可信了。

第三节  败坏科技文化，诋毁科学精神，理性丧尽

李洪志的“新经文”，连篇累牍，充满谎言，完全违背近代以来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潮流，其反科学的本质，从根本上来看，就在于它败坏了科技文化，背离了科学精神，腐蚀着人类的精神文明。因此，了解科技文化的由来与发展，把握科学精神的基本要求，就会更有力地进行对李洪志反科学本质的批判。

一、科技文化的由来与主要特点

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史表明，科学技术不仅是强大的生产力源泉，同时也是促进思想解放的伟大精神武器，这两方面的功能与作用是相辅相成的。根据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力的理解，在构成生产力的诸要素中，人是决定性的根本因素，而科学技术正是通过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以科学技术知识与技能充实、武装人的头脑，不断开拓劳动工具、劳动资料和劳动组织管理的新生面而发挥其物质功能与精神功能，并在当代新科技革命推动下成为第一生产力的。

实际上，近代科学技术从它诞生之初起，就经历了围绕人们自然观、宇宙观和世界观转变的一系列“血与火”的洗礼。哥白尼和维萨里在尚无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历史条件下写出的《天球运行论》与《人体的构造》，之所以成为近代科学技术诞生的不朽标志，并非因其观察的细微和描述的准确，而是由于他们敢于冲破宗教教条与传统文化的束缚，揭示出不同于世俗观念与教会说教的一个崭新的现实世界，为人类重新认识自然、认识自身和宇宙开辟了道路。恩格斯在谈到那段历史时说过：“自然科学当时也在普遍的革命中发展着，而且它本身就是彻底革命的；它还得为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而斗争。同现代哲学从之开始的意大利伟大人物一起，自然科学把它的殉道者送上了火刑场和宗教裁判所的牢狱。”[1]近代科学技术所具有的革命的、批判的伟大力量，正是科学技术的文化内涵与精神功能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科技文化在近代以来一系列社会与文化变迁中的基本作用所在。

在源远流长的人类文化宝库中，科技文化只是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诞生，才逐渐成为人类文化的一个新的相对独立部分的。虽然无论在东方或西方的传统文化里，都有着古代科学技术的成果和影响，但从文化形态看，它们还仅仅是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胚胎或萌芽性质的科技文化因素，尚未形成相对独立的体系，更不能对传统文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当近代科学技术摆脱宗教哲学与传统文化的束缚，以“与其出发点起的(时间的)距离的平方成正比”的速度迅猛发展，并形成相对独立的体制与社会系统之后，科技文化也相应地完成了自身的孕育发展过程脱胎而出，变成与传统文化中的科技成果与影响不同的独立体系。近代以来的科技文化，尽管是从旧的、传统的西方文化母体里产生的，并且明显地受到东方文化(包括中国文化)的作用与影响，但其本质却既不同于传统的西方文化，也不同于传统的东方文化，完全是一个新型的、相对独立的社会亚文化体系。这个体系是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体制化、社会化逐步发展、完善、协调并走向统一的。

科技文化的发展之路是艰难曲折的，可以说在几乎所有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都曾发生过传统文化对科技文化的排斥和抵制，像1600年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被活活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和1633年著名物理学家伽利略因宣传哥白尼“日心说”而受审并被判终身监禁，正是近代科技文化最初艰难发展的缩影。然而科技文化不仅顽强地破土而出，而且逐渐地为世界各国人民所接受、传播、创造、发展，并已成为近代以来全人类所从事的最伟大的共同事业，而其丰硕的物质与精神成果，也成为全人类所共同享受的最重要的宝贵财富。

早在本世纪30年代，爱因斯坦就曾指出：“科学对于人类事务的影响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大家都熟悉的：科学直接地、并且在更大程度上间接地生产出完全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工具。第二种方式是教育性质的——它作用于心灵。尽管草率看来，这种方式好像不大明显，但至少同第一种方式一样锐利。”[2]这是对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和科学技术的精神文化功能最简明的论述，也是关于“作用于心灵”的科技文化的最早讨论之一。

科技文化的显著特点，首先在于它的普适性。它不受地域、民族、阶级和历史文化传统的局限，被全人类共同接受、共同享用、共同创造和发展。正是由于近代以来科技文化的传播、发展，才彻底打破了人类文化史上长达数千年的不同国度、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与信仰的众多传统文化各自独立发展和缓慢进化的局面。科技文化是全人类最易懂宜用，亦是最直接、最重要的“共同语言”。

科技文化的第二个显著特点，是它的基础性。随着现代化社会的科学技术化和科学技术的社会化发展，科技文化的影响已广泛渗透到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和方方面面，“无处不在处处在，无时不有时时有”，而科技文化本身，也已形成由物质与器物层次、制度层次、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层次构成的完整体系。它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亚文化系统，同时又以“基频”形态，参与到现代文明的社会文化之中，是丰富多彩的诸多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共同载体，发挥着像广播电视中基频载波一样的作用，成为沟通全人类的最重要的中介与桥梁。科技文化之所以是所有现代化社会的文化基频，还在于它不仅是各种不同类型、模式的文化得以沟通的基础，而且也是推进众多传统文化推陈出新，走向现代化的出发点和依托，是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基础。

科技文化的第三个显著特点，在于它内在的、能动的创造性。恩格斯在系统考察近代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哲学变革时指出：“新的自然观的基本点是完备了：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1]这既是新的科学世界观的核心，也是近代科技文化最重要的思想成果和能动的创造性的体现。

以此对比李洪志的“新经文”，则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者是根本对立，格格不入的。

首先，李洪志的那套说教是僵死的。从十多年前拼凑“法轮功”至今，李洪志的那些歪理邪说从来都是“三碗豆腐”，“豆腐三碗”式地倒腾，而其反科学、反人类、反社会的本质原封不动，无丝毫变化。而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发展所推动的人类社会进步和精神变迁，空前巨大，丰富多彩。科技文化以及其所体现的科学精神充满活力，生机勃勃。

其次，李洪志的自然观是循环论，团团转，是固定不变的。而近代科学所揭示的宇宙演化和生物进化图景却是生动活泼，变化万千的。“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物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灭中，处于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中。”[1]

再次，李洪志自吹自擂，自我造神，幻想不断地转世再生，永久存在，殊不知科学发展早已结束了这类痴狂人的白日梦。科学技术是继承与发展的事业，批判与创新是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得以持续进步的基本动力，亦是抵制和摧毁如“法轮功”之类的邪教的锐利武器，这也是中外邪教都仇视科学，诋毁科学的根本缘由。因此，普及科学知识，宣传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大力加强科技文化建设，就是我们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工程。

二、科技文化与科学精神

科技文化即作为文化的科学技术，是科学技术历史发展的产物。科学技术的历史和我们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从人猿相揖别的遥远古代起，人类就在漫长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了解自然，熟悉自然，并逐步地利用和变革着自然界，同时也进行了构筑科学技术大厦的拓荒。如果说，以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形成了数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话，那么技术科学就是以“人造自然”为对象的研究结晶。因此我们现在的自然界概念是包括着原生自然、人类社会和科学技术所创造的物质与精神产品在内的“三位一体”的“大自然”。与此相关也就形成了包含着在三个不同层次上认识“大自然”所形成的既相互联系，又有不同内涵的三层次科学观。

第一个层次的科学涵义，是人类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规律的所有知识体系及其创造活动的总称，可以称之为广义的科学或大科学。它实际上即是人类全部社会实践及其成果的概括和总结。它是包括了数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人类全部知识和创造活动的总和。这是含义最广的科学概念。

第二层次的科学涵义，是对区别于人文社会科学而言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简称。它是包括着数、理、化、天、地、生等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工程技术等在内的综合体系，可以将其称之为一般意义或通常意义上的科学概念。关于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两种文化的讨论，实际上即是基于这种认识运用“科学”概念的。

第三个层次的科学涵义，是第二个层次科学观念的细化，是在与技术科学、工程技术相区别的意义上运用的，仅是指数、理、化、天、地、生等基础科学，可以称之为狭义的科学或自然科学。人们常常说到的“科学技术”这词语中的“科学”一词，就是指称这种狭义的认识。

我们对近代以来科学文化发展的认识，就是建筑在对科学概念的三层次理解基础之上的。近代科学革命对人类社会文化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形成了一种崭新的亚文化体系——科学文化。而近代技术革命亦相应地形成了又一种社会亚文化体系——技术文化。这些都是与对第三层次的科学观的理解相吻合的。而现代科技文化的概念则是与对第二层次的科学涵义的认识相对应的。近代以来随着历次科学革命、技术革命的不断深入发展，特别是在19世纪电磁学革命和电力革命推动下，在科学技术化和技术科学化以及科学技术一体化进程的发展中，近代科学文化与技术文化相互渗透、作用，终于在20世纪交叉整合产生出了现代的科技文化。

现代科技文化，它既是现代社会文化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是所有现代化国家与民族的文化根基和依托，是现代社会的文化基频，发挥着像广播电视发射的基频一样的基础作用。而各个国家、民族的极富个性特色的人文文化，正是依靠在现代科技文化的基频之上，才显现出其绚烂多彩的丰富内涵的。现代科技文化，它依次递进地作用于社会文化的器物层次、制度层次、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层次。器物层次的变化最明显，但却是浅表的；制度层次的变化是基本的、渐进的；而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的变化是深层次的、最重要的，因而是最根本的。科技文化体现的理性、求真唯实、批判创新、宽容、效率等科学精神，正是推动近代以来各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变革的基本因素。它不仅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思想理论武器，而且也是促进现代化社会健康、协调发展的重要精神基础。同时，它也是科学精神的核心组成部分。

理性是人类科学认识的基本特征，是人类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本质规律的永无止境的追索。理性作为人类所特有的与感性、知觉、情感和欲望相对的一种能力，是人类区别于动物最根本的标志。早期人类发展史的显著特征，就是人类在不断抑制和克服兽性、动物性的过程中，理性得以积累、充实、提高和弘扬，从而使人类在物种方面从动物界提升出来，获得了以理性为基础和标志的日益丰富多彩的人性，并经历了人猿相揖别，抛弃兽性，跟迷信及种种盲目崇拜决裂，批判和根治愚昧等发展阶段。科技文化中的理性，是人类知与行的指南，它不仅使每个时代的人们懂得了已知与未知，可知与不可知的界限及相互关系，更为重要的，它还是人们判断社会实践可行与不可行、正确与错误的基本思维依据。

求真唯实是科技文化价值观的核心。对真理的追求是人类理性认识历来探寻的目标。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发展对人类思想文化最深刻的影响，就是永远结束了仅靠思辨、论证和说教来探求真理的历史，从而开创了依靠认识自然和变革自然的实践活动，并且用自然界自身的原因来说明自然规律的新阶段。这就是科学文化的求真价值观与技术文化的唯实价值观以及作为科学文化与技术文化交互影响、融会和综合形成的现代科技文化求真唯实价值观所体现的人类价值新观念。

批判创新是科技文化的根本使命。批判是R. 默顿所说的“有条理的怀疑主义”的实践，即要求人们对自己和他人的研究结果，不轻易确认和接受，而应在经验和逻辑的基础上反复考察，避免谬误。批判是理性的、革命的，它是人类认识无限地趋近客观真理，但又永远不可能达到绝对真理的必然要求。没有批判，就没有进化，就没有发展，就没有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持续进步。创新则是科学技术的灵魂。科学中的同行评议与优先权之争，技术发明的评价和专利的审核，都是以创新为基本评价标准的。在人类发展史上，创新可以追溯到从猿到人的劳动过程中，工具的发明，火的利用，都是具有历史性转折意义的古老创新，而后来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的相继更替，也都是与古代科技创新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的。近代科学技术生产力的持续进步，开创了人类社会狂飙式发展的新时代，同时也使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成了科技文化最具影响力的核心观念之一。

宽容是科技文化的突出特点，亦是在科学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必然要求，是科学精神题中之义的内涵。科技史表明，由于人类受到主观认识和客观历史条件两方面的约束，任何一项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都必然带有所处时代的深深烙印，都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况且“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1]。因此，在科学技术的学术争论中，不仅不允许依势压人，不能搞少数服从多数，而且还特别注意尊重少数、保护少数，特别注重宽容。无数事实表明，科学真理在开始时，往往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当科技发展处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情况尤其是这样。

效率是科技文化的功能要求。效率观的出现，是近代以来科技文化最具广泛深刻影响的人类社会基本观念的根本变革之一。在近代以前的所有传统社会里，效率并未成为社会观念，也没有发生过显著的作用，对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人们，关心的只能是天时、地利与人和。近代科学技术诞生以来，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新兴资产阶级充分利用了科学技术所焕发的巨大生产力效率，使其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经过近代以来历次科技革命，已使得科技文化的效率观深入人心，并从而形成了“时间是金钱，效率是生命”的新型社会价值观念。

回顾近代以来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近代科学技术的诞生，标志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纪元。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史考察，它开始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历史性转折，为社会总财富的不断迅速增长，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和前提。在此前所有的人类社会发展时期里，由于受到主观与客观历史条件的局限和自然环境的约束，社会总财富的质与量的增长，总是缓慢的，十分有限的。而解决社会分配不公的方式，也只能是周而复始的“均贫富”，或改朝换代的厮杀、拼抢。“一些阶级胜利了，另一些阶级失败了”，可社会总财富(特别是人均财富)并无明显增长，因而社会发展的本质亦无根本性转变，只能是不同表现形式的、相对停滞的“团团转”。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诞生，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正如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个世纪里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这一切变化，都是与当时科学技术的革命性发展密不可分的。从此，也就为社会生产力的加速发展和彻底消灭剥削，最终解决人类社会分配不公的历史毒瘤，开拓出了希望之路。

从社会文化史的发展来看，在近代科学技术诞生后，才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科技文化，尽管经历了艰难曲折，但却以其普适性、基础性和极富创造性的鲜明特色，成为了人类社会文化中的一支新军。它不仅稳健、有力地横扫了千百年来笼罩着人类的宗教迷信的阴霾，更为重要的是，从此在人类各具特色的诸多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之间，搭起了相互沟通、交流和积极互动的桥梁，不断改善和增强着诸多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科学技术基础，既促进了世界各国传统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推陈出新，又吸吮着东方及西方传统文化的丰富营养，使科技文化自身也更加自主、自立和根深叶茂。现代科技文化，已形成了由器物层次、制度层次、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层次组成的相对独立的亚文化系统，并已成为推动全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最强大的基本力量。

器物层次的科技文化，体现在近代以来由科学技术进步所不断创造出来的一系列“人工自然”的物质成就中，看得见，摸得着，与人类生产与生活状况的改善和进步联系最直接、最密切。蒸汽机革命，开创了“机器制造机器”的工业革命并推动了世界范围的产业革命；煤化工和石油化工科技革命，使人类进入了“人工合成化合物”的新时代；电力革命和内燃机革命，不仅促进了生产领域的新变革、新发展，而且深入到了人类日常生活的广阔领域，如电灯、电话等众多的家用电器，为人们创造了新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电影、电视从根本上扩大并改变了人类的文化生活、精神生活；汽车便捷地改善了交通运输；飞机则不仅大大缩短了空间距离的阻隔，而且终于实现了自古以来人们就向往“上天”的理想。由电子计算机科技革命引发的当代新科技革命，则在扩大人类“体能革命”的基础上，进一步揭开了开发扩展人脑功能的“智能革命”新篇章。在现代社会里，器物层次的科技文化，已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地与人类的生产、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其影响之大、之深、之广，均是前所未有的。

制度层次的科技文化，体现在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社会各个领域的体制与组织管理的一系列变革中。而最重要的、区别于以往传统社会的变化，是“科层制”的出现和不断完善、发展。M. 韦伯是“系统研究科层制度的奠基人”，他“把科层制看作是社会组织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可以抑制感召领袖的个人古怪品质”，“从本质上看，科层组织依靠那种存在于一系列正式规章与一系列职务之间的关系。职务是经过高度组织的，所以它们能够最大限度地去控制规章的效率”。科层制的解决办法，“不是把权力授予个人，而是把权力授予职务。科层制的组织形式有一种意义相当深远的成就，这一成就为科层制提供了稳定性，又为它提供了持续控制其成员的能力。有权的人不再需要一种闪光的眼睛或者一种宏亮的嗓门了，他或她只需要能够取得某种特殊权威地位的证书就行了”。[1]这正是由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人治传统，向近代法治社会转变的最重要的制度保证，而这个转变又直接反映着由近代科学技术发展所推进的社会“合理化过程”的核心内容。

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层次的科技文化，则集中体现在由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发展所产生的人类精神世界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巨大变革中。科技文化所内禀的理性、求真唯实、批判创新、宽容、效率等科学精神，构成了人类本性中最成熟、最重要、最基本的精神基础。以至于有的人认为：“科学是人的智力发展的最后一步；并且可以被看成是人类文化最高、最独特的成就。……在我们现代世界中，再没有第二种力量可以与科学思想的力量相匹敌。它被看成是我们全部人类活动的顶点和极致，被看成是人类的最后篇章和人的哲学的最重要的主题。”[2]恩•卡西尔之见固然反映出科学的“知识至上”态度，有很大的片面性，但无可否认的现实是，科技文化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体系，确实是全人类精神文明发展最重要的共同结晶和衡量人类精神文明进步的基本标尺，亦是构成近代以来日益壮大并获得蓬勃发展的人类科学精神的核心内容与要求，它不仅为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武器，而且也是促进世界各国实现其工业化和现代化目标的强大精神基础，理所当然，它亦是我们批判邪教各种歪理邪说的锐利武器。

三、科学理性是识别一切邪教的“照妖镜”

科技文化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是科技文化体系的最基本内核，其自身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体系。理性是科技文化最基本、最鲜明的特征；求真唯实是科技文化价值观的核心；公平是科技文化的突出特点；批判与创新是科技文化的根本使命；效率是科技文化的组织功能要求；它们构成了科技文化价值观体系的基本构架，同时也是科学精神的集中体现。以科技文化和科学精神为武器，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邪教的歪理邪说，推动人类精神文明健康发展。而科学理性则是识别邪教歪理邪说的一把“照妖镜”，用它衡量“新经文”，不仅可见其荒诞不经，而且尽现李洪志理性丧尽的邪恶本质。

回顾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到人类理性的成长如一条红线贯穿始终。而理性的产生与发展又是在与愚昧、迷信和各种邪教的歪理邪说的斗争中进行的，因此，回顾理性的发展过程，对于我们进一步剖析李洪志“新经文”的反科学本质是十分必要的。

理性是进行逻辑推理的能力与过程，是人类科学认识的基本特征。古希腊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自然哲学思想，体现了古代朴素理性的杰出成就。在公元前6－7世纪，被称为西方哲学和科学之祖的泰勒斯(Thales，约前640－前546)和中国春秋初期的管仲(前725－前645)都提出了万物起源于水的思想，这是古代人们思索、探求世界万事万物起源的最早尝试。他们与阿拉克西米尼(Anaximenes，约前588－前525)的“气本源说”，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约前540－前480／470)的“火本源说”等观念一样，都是试图以直观的、现实的、物质的东西，来解释世界万事万物的起源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这些观念是建构在对感性的、可经验的物质世界的认识基础之上的。后来亚里士多德提出“水、火、土、气”四元素说和“冷、热、干、湿”四性说，正是对上述观念的继承与发展。这种基于感性直觉的观念，是古代朴素理性探索的基本表现，也是近代经验论哲学的远祖。

古希腊时期柏拉图的“理念论”，中国老子(约前580－前500)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说，以及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前580－约前497)学派所主张的“数是万物的本源”和阿拉克西曼德(Anaximandros，约前610－前546)的万物起源于“无限”的观念，则代表着古代朴素理性探索的另一种形式，即用超脱物质实体的、抽象的东西，来说明万物的构成与变化。这是对以感性具体的物质性东西来说明自然界本源的种种观念的否定，其积极意义是为哲学和科学的探索提供了高度抽象概括的思辨的路线，并成为近代唯理论哲学的先驱。

古代朴素理性探索的第三种形式，是诸如墨子(约前468－前376)的“端”之说，和阿拉克萨哥拉(Anaxagoras，约前500－约前428)的“奴斯”(nous)，还有被称为古希腊自然哲学最高成就的德谟克利特(Demokritos，约前460－前370)的“原子论”。他们实际上都是融感性具体的与高度抽象概括的两种不同的世界本源说于一体的第三条路线。“端”以及“奴斯”、“原子”等观念，均是一些既抽象又可以具体化的东西，可视为前两类观念“正、反、合” 的产物，它既吸取了前两类观念的优点、长处，又力图避免其不足与短处，有更大的涵盖面和解说发展空间。   

所有这些古代朴素理性的探索，是人类自立、自主意识的凸现，是对人之外的对象物及其相互关系的把握。尽管从现代眼光看，这些观念显得五花八门，有的还比较幼稚、粗糙，其实，对它们所做的不同分类，也仅只是“以今论古”的不同视角而已。在古代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里，它们彼此间并非那样泾渭分明，更不是水火不容的。它们共同体现出人类认识自然、认识人自身的最重要的开端，标志着人类开始从对自然界的迷茫和盲目崇拜中走出来，确立了对自然界构成和发展规律的坚定信念，能够运用理性并依照自身的认识勾画出自然界井然有序的图景和生生不息的循环和流动过程。尤其可贵的，是古代的先哲们不再仅以神话、传说和迷信等方式解释世界，而是从自然界本身存在的各种现象出发，来探寻世界上万事万物存在、发展和消亡的原因和机理。这正是理性所体现的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及人自身本质规律不断探索的良好开端，对后来乃至今天的科学和哲学研究，仍有着不可忽视的启发作用。因此，恩格斯曾对古代自然哲学给予极高评价，并认为近代科学的许多研究，都可以在古希腊找到它们的源头。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李洪志的所谓“大法”及“新经文”等皆是历史的大倒退，退到了古代朴素理性之前的蒙昧时代的低下水平，仅靠拼凑古代传说和编造新“神话”欺人祸世。   

宗教哲学兴起后，人类理性的发展经历了曲折，但却不是理性的泯灭。因为在东方，在中国哲学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古代先哲们的理性探求得到实实在在的继承和发扬光大；在阿拉伯世界，古希腊的理性传统也得到了保存、继承与发展。即使是在中世纪教父哲学的主要奠基人奥古斯丁和经院哲学的代表人物托马斯·阿奎那身上，仍可清晰地看到人类理性的闪光。这也说明，理性不只是科学的灵魂，而且也是人性的底蕴，有时它会受到抑制，遭遇排斥，但却不可能中断和停止发展。对比李洪志的“新经文”，它与宗教理性也是水火不容的。对于“新经文”反宗教的邪恶本质，请参阅本书专门的章节，这里只是强调指出，宗教理性是由古代朴素理性发展到近代科学理性的必然的过渡，是人类理性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既使是在今天，宗教理性仍是有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的，而邪教的歪理邪说则完全是对理性的背叛。两者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文艺复兴后期，理性冲破中世纪的黑暗并成为取代教会信仰权威的强大力量，无论是人文主义者，或者是亚里士多德派、柏拉图主义者和自然哲学家，都不仅继承了古代朴素理性的传统，而且以空前的规模和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对自然、宇宙和人类自身开始了新的探索。这是理性发展到科学理性新阶段的开始。从表面上看，这时理性的冲击还比较分散，甚至显得支离破碎，但本质上却是人的新解放和新发现，并且为即将到来的科学技术革命进行了理论、方法和实践方面的必要准备。

理性权威的确立，是随着16、17世纪科学革命和18、19世纪的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的深入发展实现的。以至于“‘科学理性’和‘理性科学’已成为有内在关联的范畴，理性精神已成为科学精神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1]

近代以来，体现于科技文化之中的科学理性有三个突出的特点：首先，理性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其次，科学理性体现在系统的科学方法之中；再次，科学理性特别注重规范和程序。用科学理性的上述特点来衡量李洪志的“新经文”，可以进一步地看清其理性尽丧的反科学本质。

1、“新经文”与理性的科学态度是根本对立的。

对于理性的科学态度，爱因斯坦曾有最直接、简明的表述。他说：“在我们之外有一个巨大的世界，它离开我们人类而独立存在，它在我们面前就像一个巨大而永恒的谜，然而至少部分地是我们观察和思维所能及的。对这个世界的凝视沉思，就像得到解放一样吸引着我们……从思想上掌握这个在个人以外的世界，总是作为一个最高目标而有意无意地浮现在我们心目中。”

科学理性的态度包括：

（1）相信自然界是客观实在的。任何科学认识，必须首先确信其认识对象的客观实在性，相信一个不依赖于我们的主观感觉和经验的物质世界的存在。科学的真理性认识，就是以认识对象的客观实在性为前提的。在近代科技史上，虽曾出现过如“燃素说”、“热质说”、“以太说”等等不同的理论或假说，并也曾在一定时期，在对一些经验事实的说明上得到过承认，但终因缺乏客观实在性而最终被抛弃。即使像“绝对空间”、“绝对时间”等构成牛顿力学体系基础的假说，曾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一直被认为是毫无疑问、确凿无疑的，甚至是“客观实在”的。但也随着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出现，暴露了其不符合客观实在性的根本弱点，而只能作为构筑牛顿力学体系的脚手架，被科学界拆除了。

（2）相信自然界是可以认识的，即坚持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可以探究，可以被认识和理解的。在人类面前，自然界的存在和发展规律，只有已知的和未知的之分，而不会有不可知的、不可认识和不可理解的科学禁区。爱因斯坦曾经指出：“上帝——大自然的创造者和大自然本身——是非常精致和难以理解的，但他并非是反复无常和怀有恶意的”，“借助于思维(运用概念，创造并且使用概念之间的确定的函数关系，并且把感觉经验同这些概念对应起来)，我们的全部感觉经验就能够整理出秩序来，这是一个使我们叹服的事实，……可以说：‘世界的永久秘密就在于它的可理解性’。要是没有这种可理解性，关于实在的外在世界的假设就会是毫无意义的。”[1]从“可理解性”来认识世界的可知性是十分关键的。它可以避免陷入对世界可知性的绝对主义的误解。因为对任何具体的历史上的个人(即使是伟大的天才人物)，或者是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人们来讲，其可知的和已知的范围毕竟是非常有限的，而其不知甚至是不可知的领域还是十分广阔的。如果要追寻到细微末节，那么，也总会有些东西是永远不可知的。但在人类生生不息、不断探索的无穷系列中，在永无止境地解决“已知的和未知的”矛盾的辩证发展过程中，大自然终归是可以理解的，其存在与发展的规律总是可以认识的。历史上的各种“不可知论”，之所以广有市场，是与人类认识手段、认识水平的局限性分不开的。然而其根本的错误，则在于违背了人类认识自然，变革自然的本性，忽视了科学理性的力量，放弃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理性探求的权利，结果只能为宗教神学张目，这是与科学和哲学的根本宗旨背道而驰的。

（3）坚信对自然界的认识是永无止境的探求和追索。自然界是不断发展的，人类也是不断发展的。人类总要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才能适应并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一致与共存共荣。对于任何一个时代从事科技工作的人们来说，他们都是处在承前启后的历史接力棒的传递过程之中，他们清楚地明白自己所处的历史“坐标”和肩负的使命，明白任何人都只能做出个人所能和历史条件所允许的有限的贡献，掌握客观世界的部分真理，而不可能穷尽自然界的客观真理。他们的所有成就，都只是科技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一个片断，最终必然要为后人们所超越。因此，他们始终甘为大自然的小学生，总是既谦虚、谨慎，又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学习、创造和进取的热情。

再来看看李洪志所表现的无知、愚昧而又狂妄的反科学态度吧。

李洪志心中根本没有什么不依赖于人类的客观世界存在，他目空一切，唯“自我”独尊。他所编造和宣扬的种种谎言与鬼话，一言以蔽之即李洪志造“法”，“法”又创造出世界。什么人类起源，什么生命起源，什么地球起源、太阳系起源、宇宙起源等等，皆是由着李洪志决定的。如前所述，李洪志在“新经文”中编造的最大谎言就是这个“法”创世界的新神话，他毫不知耻地说：“我用人的话讲白了吧，法是我造就的。洪大穹体中，你只要是宇宙中的一物，什么都包括了，不管你是有还是没有、空啊、无啊，你只要是物，你就是这法造就的，你就在这个法开创的生存环境中。对于生命来讲，法是有标准的。法造就了众生，法又在更新中使众生同化，救度众生。”（2003年2月15日下午，《洛杉矶西部法会解法》）李洪志还自吹说：“师父有一个独立的体系。你们都是宇宙中的生命，庞大的宇宙不管多大，而师父不在其中。我不在这一切中，那么我又自己有一个独立的体系，我不需要这个宇宙中的任何东西，也不需要放进去任何东西，我自己有一个独立的自我生存体系。那么也就是说呢，宇宙中什么生命也不能看到我，也没有生命能知道我。其实我就是无形的，对于任何内外因素来说我都不存在，就是没有吧；那么我又能够在任何宇宙层次中显现出我的形象来，就是你们今天能看到的这个形象在不同层次中的升华。在人这儿是这样，当然，将来的时候可能会很年轻，我的本体是很年轻的。用人的话讲，层层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升华的形象，看上去都是我，只是越来感觉着构成的因素越微观体积越大。当然我也可以层层聚为一体同时变大变小，还可以无限分体，就那意思吧。”是什么意思呢？真是比神话还要神，他究竟是人？是神？是鬼？看来连李洪志自己也都说不明白了，可是他反科学的态度却得到了极其充分的表现，这应算是李洪志这段梦呓般胡话唯一的一点功用吧。

李洪志是一个典型的、愚昧的不可知论者。“新经文”的通篇假话、鬼话还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即骗人愚人，制造不可知论。

首先，李洪志本身就是不可知的。如前所述，李洪志自己说：“我自己有一个独立的体系，我不需要这个宇宙中的任何东西，也不需要放进去任何东西，我自己有一个独立的自我生存体系。那么也就是说呢，宇宙中什么生命也不能看到我，也没有生命能知道我。其实我就是无形的，对于任何内外因素来说我都不存在，就是没有吧”。李洪志还一再说“真正我的主体本质，真正的主我，是很难被生命知道的”，“谁也看不到我最终有多微观”，“没有生命知道我是谁”（2003年2月15日，《洛杉矶西部法会解法》）等等鬼话，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装神弄鬼，以售其奸。

其次，李洪志贩卖的那个“法轮大法”也是不可知的。因为李洪志说：“真正定着法的法轮，除我之外，任何生命都不能看到的”。

此外，举凡李洪志谈到的事情，其最拿手的还是告诉你：“不可知”！例如，李洪志多次讲到宇宙，他说：“大家知道，这宇宙是非常的庞大，大得不可计量，不是用人的计量方法，是用神的。过去我讲，无量众生，谁也查不清地球是由多少分子构成的，然而每一个粒子都是生命，那么宇宙中又有多少星球，多得无法计算，天体有多大，放开你们的想象也只不过是一个小天体的粒子范围。庞大的宇宙，不只是生命无可计量，它的层次也是无可计量的，对神来讲也是无量的，用非常高的层次上的王、主的观念都是这样认识的。所以在后期讲法中我不再谈宇宙有多大，是因为根本就无法再用人的语言讲出来了。可是越往高层次上去呀，那些庞大的生命和那些庞大的空间，就越庞大得无法形容，上面一个生命的体积就超越其下面所有的宇宙，就这样大”。他还说：“天体体系非常的穹大，大得不可思议，就是这么大的体系还是由几千万这样的庞大体系组成。是啊，这个结构，我已经没有办法用常人的语言再去讲了，到了无法形容的程度。”（2003年2月15日，《洛杉矶西部法会解法》）听听说的这些话吧：“大得不可计量”，“多得无法计算”，“庞大的宇宙，不只是生命无可计量，它的层次也是无可计量的，对神来讲也是无量的”，“到了无法形容的程度”，“根本就无法再用人的语言讲出来了”，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世界全然不可知！

李洪志自吹自擂，目空一切，与科学理性格格不入，是一个地道的现世自大狂。

李洪志说：“我的情况就不是一般生命可以想象的了。师父在正法中身体中收入了一切宇宙众生的命与各种因素的命。”（2003年2月15日，《洛杉矶西部法会解法》）李洪志又说：“我的主体本质，真正的主我，是很难被生命知道的，但是我什么都知道你们。”（2003年5月18日，《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2004年2月28日，在洛杉矶李洪志还讲过：“你们知道吗？把全宇宙、整个人类，唯一能说清楚的就是我李洪志，任何一个生命都不可能”。所以，在李洪志的“新经文”中，无道理、无理性、更无科学可言就毫不奇怪了。

李洪志的自我吹嘘，又总是将他编造的“法”连在一起吹的。他说：“这部法他有多大的力量，我把我的巨大的能力呀，容进了这部法中，所以这部法什么都能给你们做得了。……那部法可是造就一切洪大穹体无量王、主的，那是一切宇宙生命与各种因素的存在的保障，其中包括小小的你。史前所有的一切生命都是法造就的，谁也不例外，谁也都在其中。谁要说这个《转法轮》有多高层次，他就在讲魔话了。无量无计的大穹、无量无计的天体空间，每一个空间都有无量无计的生命，都是这法造就的，没有任何生命能够评论法！而这法的一切都展现在那部《转法轮》中！就这么大的法。”（2003年2月15日，《洛杉矶西部法会讲法》）

李洪志吹起牛来的时候是十分疯狂的。且听听他如何自我吹捧的：

一是李洪志救了人类。“今天的人类呀，其实不是因为正法，早就毁掉了，人类的思想标准已经在地狱以下了，是因为正法，我赎了三界内一切众生的罪。”（2003年2月15日，《洛杉矶西部法会讲法》）

二是连他日夜不停咒骂的“旧势力”也对他“五体投地”。“旧势力它们虽然左右着这件事情，想要按照它们的做，你们知道吗？旧势力的一切生命对我佩服得是五体投地的！它们虽然给我正法制造了一些个障碍，可是它们却从来不是直接针对我干什么坏事，因为它们是尊敬我的。”（2003年2月15日，《洛杉矶西部法会讲法》）

三是李洪志无所不能，以至于能到可以“无中生有”的地步！李洪志一再吹嘘的是，“什么我都能做得了，也就是说我能够把整个宇宙生命救下来。可是旧势力它们就非要淘汰一批。当然我还有旧势力想不到的办法。我能使生命在完全被销毁得无影无踪、甚至已经在漫长的岁月中被转化成其它的生物、植物，又发生了各种各样的转化，我都能把它找回来，因为我能够超越一切生命的最微观，所以就能找到它。甚至于我可以把已经永远都不可能再有的生命原有物质与因素找回来，把它原有构成生命的因素找回来，把构成其一切的因素按照其原样的把它找回来，我也可以消去一个生命对大法犯罪的那一部分与那个过程、与那一段历史，我可以让一个生命就像没走过那段历史一样的再生出来。我什么都做得到。”（2003年11月29日，《亚特兰大法会讲法》）对于这样讲话的人，除了称其为疯子，还能再说什么？

2、“新经文”与系统的科学研究方法格格不入

科学理性还体现于系统的科学研究方法之中。早在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中，他就把推理过程区分为演绎的(从一般到特殊)和归纳的(从特殊到一般)两种形式。这是关于科学研究方法论的最早的系统论述，亦是体现出古代朴素理性生命力的最宝贵的东西。亚里士多德的科学方法论思想，是对古代科学研究活动经验进行理性考察的很好总结，也与他曾从事医学、生物学研究实践密切相关。他所概括的形式逻辑的两种基本形式，代表了尚处在经验摸索阶段的古代科学研究方法的最高水平。

在中世纪，方法论研究几无新的建树。虽然在阿拉伯世界里涌现了像阿维森纳、阿威罗依等著名的医学家、哲学家，但他们主要是在自己的科学研究活动中继承和实践了亚里士多德的方法论思想，并做出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因此，他们主要的贡献之一，就是保存并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精神，并以自身的科学实践，充分显示了体现于亚里士多德方法论思想之中的古代朴素理性的力量，而这恰是中世纪的欧洲所最缺乏的。   

当文艺复兴后期近代科学技术兴起的时候，方法论研究首先萌动。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把被教会哲学和经院哲学扭曲了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哲学及其方法论思想精华，以当时社会环境所能容许的方式得到了继承与发展。特别是R. 培根，虽然是以激烈的反对亚里士多德著称的，但他毕生为之呼号、奋斗并身体力行的实验研究方法，从本质上看恰是对亚里士多德归纳推理的最好继承、深化和进一步的提高，同时，也是古代朴素理性发展到近代科学理性阶段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近代科学理性的方法论准备工作，是分别由F. 培根和笛卡儿进行的。F. 培根系统地总结了中世纪后期实验研究的历史成就，提出了实验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和经验论哲学的系统理论。F. 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其内在的深刻涵义，就在于知识包含着方法，知识可转化为方法，知识可以通过科学地运用方法进行积极的有价值的创造，从而产生出巨大的力量。而笛卡儿的方法论，是体现在他的唯理主义哲学认识之中的。从历史渊源上看，又是对柏拉图哲学方法论和亚里士多德演绎推理的丰富、发展和提高。特别由于笛卡儿还创立了解析几何，因而他的演绎方法论更加声名卓著，影响深远。   

近代科学理性的方法论体系在牛顿的成就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牛顿力学体系之所以是近代科技文化的一座历史丰碑，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创造了以数理研究方法为特色的完整的方法论体系。近代科学研究方法中的归纳方法、演绎方法、分析方法、综合方法、比较、分类与类比方法，以及假说方法、数学方法等，都在牛顿的不朽名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和《光学》等著作中得到了很好运用与充分表达。因此，牛顿力学体系，不仅以其精辟的物理学和数学理论令世人钦羡，而且，更因其卓越的研究方法至今仍使万千学子为之倾倒。三百多年过去了，牛顿理论中的一些假说和具体结论或已陈旧，或已过时，但牛顿所开创的数理研究方法体系却仍“宝刀不老”，依然是现代科学研究最基本、最主要的“标准”研究方法。这也正是近代科学理性巨大魅力的源泉。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牛顿的数理研究方法体系，既是牛顿伟大天才的体现，同时，又是16、17世纪科学革命时代的产物。可以说，牛顿生逢其时，在近代科学蓬勃兴起，在科学发展正需要综合，而且也可以综合的时候，牛顿以其卓越的聪明才智，从理论到实践，从概念到方法，从天上到地下，从物理到数学，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伟大的第一次全面大综合。仅从方法论角度看，牛顿出色地吸纳了R. 培根与F. 培根的经验论与笛卡儿的唯理论两个方面的营养，做到了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的统一，并将其有机地融合于他所创立的数理研究方法体系之中。牛顿有一句名言：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一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之上。这里所说的巨人，显然不是专指某一个科学伟人，而是指一个先辈与同辈群体。这个群体包括着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胡克、惠更斯、沃利斯、巴罗、哈雷等众多科学家。当然，R. 培根、F. 培根和笛卡儿也包括在内。牛顿的数理研究方法融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为一体，使自亚里士多德以后长期分野，甚至对立了一千多年的经验论与唯理论两大传统，第一次实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新的综合。与亚里士多德的方法论体系相比较，牛顿的突出贡献主要有三点：其一，亚里士多德仅仅从哲学上分别概括了演绎推理(一般到特殊)和归纳推理(特殊到一般)两种朴素理性的基本推理形式。牛顿却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总结了演绎法与归纳法，并且将其系统地运用于构筑牛顿力学体系的科学创造过程中，使之更富活力，更有影响。其二，对分析－综合方法的应用与总结，是牛顿在科学方法论方面最重要的创造，也是科学发展由经验摸索阶段进入到理性研究的成熟阶段即科学理性阶段的根本转折。体现于牛顿发明流数术(微积分)并将其运用于发现万有引力定律过程的最有价值的成就，不是那些运算和它们的最终结果，而是体现于运算过程之中的分析－综合方法。爱因斯坦称其为“牛顿最伟大的理智成就之一”，主要就是针对其方法论意义而言的。其三，正如同亚里士多德的科学方法论是古代朴素理性的集中体现一样，牛顿的数理研究方法代表了理性发展新阶段——科学理性阶段的真正开始，对于整个科技文化发展史来讲，牛顿对后世人们影响最大的，恰是他为奠定科技文化的价值观基础——理性与规范，做出了最关键、最重要，亦是最巨大的贡献。牛顿是人类有始以来，与阿基米德、爱因斯坦齐名的三位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他们分别代表了古代、近代和现代的科学发展的高峰，然而他们又都是谦虚、务实、虚怀若谷的。阿基米德曾经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搬动地球。这貌似狂言，但却表达了理性的一个基本原则，即科学理论与方法的运用，必须要有初始与边界条件。没有支点，杠杆原理是根本无从谈起的。阿基米德正是通过这样一个浅显的、生动的例证告诫人们，科学并非是“法术无边”的。没有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的保证，任何科学理论与方法都是寸步难行的。牛顿晚年时，已是享誉国内外的著名科学家，可他却说，面对知识的海洋，他仅是一个在海边拾贝壳的小孩，只不过偶然拣到几个漂亮的小玩艺而已。1919年，爱因斯坦收到爱丁顿从非洲发给他的电报，通报了英国皇家学会派遣的科学观测队获得的恒星光线经过太阳时发生偏折的数据，与广义相对论的计算结果相符的喜讯，可爱因斯坦却泰然处之，随手将电报丢在了窗台上。因为他始终认为，如果相对论以后与事实不符，那么，它就应该被抛弃。体现于阿基米德，牛顿和爱因斯坦身上的这种崇高精神，是科学理性的一种体现，亦是科技文化价值观的有机组成部分，至今仍极富教益。由此，对比一下我们已引用了许多的李洪志的那些狂妄的自吹自擂，和他所使用的那些拙劣手法，可见其与科学的方法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

3、以理性的“规范”和“程序”衡量“新经文”，完全是混乱的，无序的，是一个谎话、假话、昏话和疯话的集大成者。

科学理性特别注重“规范”和“程序”。规范是人类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自身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与总结，是理性探索过程中一个个阶段性成果的结晶。科技文化的规范，是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规矩”与“方圆”。在各种不同学科、专业的研究与实践中，都有着各自的包括原理、原则、定律、定理、方法、程序等内容的科学规范与技术规范。T.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提出的“范式”(Paradigm)，就包括着这类科学规范或技术规范。尽管围绕“范式”的内涵、意义、功能、作用、转换等问题，在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界一直有争论，但我们认为，以下三个方面大家可以认同：①范式是属于科技文化中的规范范畴的，各种不同的学科或专业，都有着为其所属科学共同体所确认的，适用于其学科或专业的自身“范式”。这些不同学科或专业各自的“范式”，既有相同的部分，也有不同的部分。例如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诸领域中的范式，或医学中的不同专业、分科，如内科、外科、小儿科、妇产科、口腔科等专业的各自范式，就既有共性的科技规范，也有本学科所属的具有“个性”特征的“规范”内容。②“范式”是可操作的，并且是历史的、发展的。即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其内涵是不断丰富、完善的。而在“科学革命”时期，原来适用于科技发展常规时期的旧范式，面对“反常”和“危机”的挑战已无法满足需要，因此面临着“范式”转换的巨大变革。这时将可能出现诸多“新范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热闹场面，这也正是科学革命之所以轰轰烈烈的原因所在。但经过科技实践的检验、筛选，最后仅有一个新范式被共同确认，共同接受。这标志着又一个新的科技发展的常规时期的到来，新范式又重新成为“定于一尊”的科技研究与实践的“圭臬”；③尽管在科学革命时期，会发生新旧范式之间的转换，但这仅是以更为客观、准确、适用的新范式，取代局限性愈来愈大，且已很难再适用的旧规范而已。科技必有规范的根本要求，非但未被替代，反而表现得更为突出。因为，对于科学革命前后的两个科技发展的“范式”胜利进军，科研硕果累累的常规时期来讲，“范式”即规范是须臾不可无的。“范式”所包容的科学规范或技术规范的可操作性，体现出它们是科学理性的具体应用，有点类似于康德所谓的实践理性。而科学理性也有其自身的属于“纯粹理性”的东西，这就是作为所有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必须一致遵守的理性原则。R. 默顿所概括的科学家必须遵守的四条基本的社会规范，即属于这一类型。这四条规范是：其一，普遍主义。即必须以客观的科技实践为基础，凭科学事实立论并以科学实验与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不能以人的社会属性(性别、出身、学历、职务、社会关系等)、宗教信仰、政治态度等作为评价科学成就的依据，更不能以权威、领导的意志和观点来论是非。其二，公有主义。即科学技术研究的成果应该而且必须与人共享，应该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资源与财富。这是科学技术是全人类所共同从事的伟大事业这一根本性质决定的。其三，无私利性。即不能以从事科学技术工作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和本钱，不能以科技成果来换取名誉、地位、权力，更不能为名利而弄虚作假。其四，有条理的怀疑主义。即无论对自己或他人的科技成果，都必须经过科技实践的检验，都允许别人批评、指正，而当发现与实践不符时，都应该勇敢的改善、修正，甚至抛弃之。R. 默顿的四条社会规范虽然一直受到批评，因为它太理想化了，特别是公有主义和无私利性，在社会尚存在阶级与不同的利益集团，科学上尚有优先权之争，技术上又存在专利和技术保护主义的情况下，是很难完全做到的。但毕竟它为科技界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规范参考系。从科技文化的发展来讲，这也是科技发展影响到人们价值观与行为规范的一个重要方面，亦是体现着科学理性的不可缺少的价值观的组成成份。就像地平线永远只是可望而不可及，但却又是任何一幅美术或摄影作品中必不可少的东西一样，R. 默顿所提供的规范参考系，对于科学理性发展和科技文化建设亦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科学理性在注重“规范”的同时，还特别强调“程序”的作用。程序是规范的实施与具体化，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是保证理性与规范能正确发挥作用的基本条件。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理性是通过正确的、科学的态度，通过系统的科学方法，通过规范和程序体现出来的，而方法论体系和程序又都是包含在规范之中的。人们之所以把“理性科学”与“科学理性”视为同一的，就是因为规范是沟通科学与理性的最基本的纽带。从一定意义上说，科学技术就是以规范为其基本要求和重要标志的。就理性与规范的相互关系而论，规范体现着理性，理性导引着规范。所以，我们说理性与规范共同构成了科技文化的价值观的坚实基础。

以科学理性所要求的规范与程序来衡量李洪志的“新经文”，完全是混乱的，无序的，是一个谎话、假话、昏话和疯话的集大成，根本不值一驳。不过认真剖析李洪志的“新经文”，也还是能发现其与所有邪教的歪理邪说一样的“套路”，那就是一吹、二骗、三恐吓。

一吹，我们在前面已反复领教过了，李洪志不愧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李大吹”。纵观“新经文”，可以看到李洪志真正是什么都能吹，什么都敢吹，而且做到了无时不吹时时吹，无事不吹事事吹。其结果也是与古今中外一切邪教头目一样，落得个遗臭万年的可耻下场。

二骗，除了编造种种前已引用的谎言外，李洪志最恶毒的一手就是欺骗信徒，给他们戴高帽，诱骗他们修炼“成佛”，“成王”，“要叫你们修到不同层次，直到极高的王、主”，甚至煞有其事地胡说，他们原来就是“高层次的佛”。实际上相当一部分人之所以迷信“法轮功”，就是上了李洪志许诺可使其“成佛”、“成王”的大当。然而，历史的现实却是，从来迷信都是一场空，一个白日梦，李洪志也不会例外。

三恐吓，这是李洪志软硬手的另一手。他贬斥人类，贬斥地球，胡说“人类会很快的走向毁灭”，恫吓不轻信其歪理邪说的人“真正的法正人间时开始的大清除哪，那个大清除来的时候更可怕，那是针对全世界来的。” “一旦干扰了正法，那面临的就是淘汰；罪大恶极的还得在淘汰的过程中偿还其所干的一切；干多少还多少、干多大还多大，所以这一次对于干扰正法的邪恶来说，不管它们怎么邪恶，面临的都是宇宙中前所未有的可怕下场”。可惜李洪志低估了人类科技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巨大进步，用他胡诌的那些鬼话是吓不倒掌握了科技文化与科学精神的现代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