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她相信“法身”保护，从楼上跳下

　　那个时候的我们就像着了魔一样，每隔几天，就无法抑制地大闹一场。队长们和我们在一起，犹如小心翼翼地走在埋满地雷的野地里，不知道哪脚踩不对，就“轰”地爆炸了。转化以后，指导员跟我们谈起她当时的真实感受，她说：“那时候我一直不好意思说，怕伤害你们；现在你们转化了，我才敢跟你们说出当时的真实感受。那时候我一进你们宿舍，就好像小羊掉在了狼群里。晚上在你们宿舍值班的时候，有的队长都把门留一道缝，准备随时逃跑，怕你们突然间把人家当‘魔’除了。”

　　那时的我们，为了能够修成金光闪闪的“佛道神”，为了能飞到“天国世界”里享受大自在，我们绞尽脑汁，可以说是集中了人类历史上最狡诈的手段。尽管劳教所严格禁止携带任何有关“法轮功”的书籍和“经文”，入所时检查也很严格，可在我们的宿舍里仍不断地发现“法轮功”的书籍和“经文”。它们究竟是怎么带进来的呢？我们这些大讲“堂堂正正修炼”的人，采取了以下几种偷偷摸摸的办法：

　　一是把李洪志的“讲法”和“经文”写在一块大白布上，然后把它缝在被子里。开始进所时检查行李不拆被子，我们就蒙混过关，然后乘队长不在时偷偷从被子里取出来互相传看。二是往羊毛衫后面的内衬里缝上一个口袋，把“经文”写在布上装进去。如果写在纸上，会弄出响声来，写在布上则不易被发现。还有用塑料袋包好放在洗头膏、洗衣粉或是卫生纸里。也有的是在外面背得滚瓜烂熟，进了劳教所之后写在纸上传给别人看的。总之，凡是能用的办法我们都想到了。一开始，队长觉得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很老实，又口口声声喊着“真善忍”，要“堂堂正正修炼”，所以根本想象不到我们会在背后搞这些阴谋诡计，狡猾到如此地步。可是，令他们奇怪的是，不断地从我们中间发现“经文”。为了严肃所规队纪，制止这种违法行为，让我们远离“法轮功”，忘记“法轮功”，每隔几天，就要检查一遍宿舍。

　　有一次，我们宿舍有一位叫马玉芳的带进了一本小“经文”，平时藏在被子里，队长不在时偷偷传看。这天，几个队长检查宿舍，碰到了她的被子，觉得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引起了林队长的警觉。他打开被子一看，原来是一小本“经文”，笑着说：“练‘法轮功’练出智慧来了，真会想办法。”说着他就把“经文”交给中队赵队长。马玉芳一看“经文”被搜走，“噌”地一下蹿上来就从队长手里往回夺，并大声喊着：“你们要给我搜走，我就死给你们看！”我们全都围了上去，一齐喊着：“不能拿走我们的经文，我们要用生命护法！”

　　那时候，我们真的把李洪志的“经文”看得比我们的命都重要，心中只有“师父”，没有政府；只有“大法”，没有国法。我们仿佛一群输了钱的赌徒，而队长手中的书就是我们的全部财产。王小红上前去夺赵队长手中的书，被林队长制止了。王小红道：“不给我们经文，我们就死给你们看！”说着，她就径直往墙上撞去；有人往桌子角上碰去。队长们赶忙上前制止，拦住了我们的疯狂行为。乘这混乱之机，马玉芳冲出了宿舍。那时，我们住的是单面楼，有一米高的铁栏杆。她凭着一股邪劲儿，一跃而上，从铁栏杆上跳了下来，“咚”地一声落在了地上。

　　队长们闻声赶去，马玉芳疼得紧紧地咬着嘴唇，豆大的汗珠从头上滚落下来。姬指导员立刻报告大队长，大队派车火速送她去医院。她大声喊着：“我有师父法身保护，我不去医院，大法弟子不治病！”姬指导员说：“你都不能走路了，你的师父能来救你吗？”她不服地嚷道：“这都是你们迫害造成的！”队长们七手八脚地把她抬上车，送到了医院进行紧急治疗。当时大队没钱，姬指导员和其他队长从家里取钱先垫付医疗费。那个时候，我们“法轮功”中队基本不参加劳动，不创收。有些住院的学员家庭条件又很差，都得大队给垫付，遇上紧急情况，队长们就得掏腰包。

　　经检查，马玉芳的腰脊椎骨折，给她做手术打上了钢板。在队长们的耐心护理和医生的精心治疗下，马玉芳的伤势恢复较快，为了给她增加营养，使她早日康复，队长们自己花钱给她买来排骨、鸡蛋、奶粉、水果等营养品，不分昼夜地陪伴着她，给她端屎端尿，擦澡；陪她拉家常、讲故事；还给她拿来健康的书籍、杂志、报纸让她学习。

　　马玉芳原是一名图书管理员。她的爱人是交通局一名副局长，也是一名模范共产党员。他敬业勤奋，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把集体的名誉和财产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早些年，电话还不普及，由于工作需要，单位给他家配备了电话，他严格限制电话的使用范围，从不允许家属和孩子们用公家的电话。即使他本人，工作之外的事，他也不用公家的电话，单位给他的电话费月月有余。无论干什么，他总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改革开放后，一些不正之风开始在社会上蔓延，有些党员干部在物质利益面前渐渐迷失了正确的方向，利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捞取金钱名誉。而马玉芳的爱人此时也面临着许多诱惑，作为一个负责高速公路工程验收的副局长和高级专家，自然成了许多包工头行贿的对象。但他却从不在物质利益面前动心，始终保持共产党员廉洁奉公的品德，得罪了不少想通过他开绿灯的人。马玉芳和孩子们认为他过于正统，他却认为不论在任何环境下，都要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后来，马玉芳想通过他找熟人调动一下工作，他不答应。马玉芳非常生气，觉着他虽然位高权重，自己却没沾上他一点光，反倒经常跟他受累，心中十分不平。正在这时，她接触了“法轮功”，心理失衡的她，很快在“法轮功”中找到了答案。因为李洪志说，人一生下来，命运都是注定好的，奋斗只能改变人生中一些小的东西，大的方面根本改变不了。但正因为你改变，就可能得到“业力”了。李洪志的话很符合她的心态，很快就痴迷进去。她还动员爱人和他一起学，一起练。爱人一看李洪志的书，就告诉她这些都是封建迷信，都是伪科学，千万不能上当。她就是不听爱人的劝说。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后，她一趟趟地往北京跑。爱人气得死去活来，多次警告她，李洪志和西方反华势力勾结在一起，不能中了他的圈套。而马玉芳一意孤行，最终被决定劳教。爱人气得大病一场，还没好清，又得到她跳楼的消息，新愁旧病使他这个要强了一辈子的知识分子一病不起。在一个北风呼啸的夜晚，病危的他口中呼唤着妻子的名字，孤零零地走上了黄泉路！

　　九  失理性大闹除夕夜

　　自从劳教所接收了“法轮功”痴迷者以后，肃静的劳教所闹翻了天。我们这些痴迷到极点的“法轮功”学员，为了争取所谓的“合法练功”环境，为了能修成“佛道神”，进入虚无缥缈的“天国世界”，绝食、喊口号、割腕、跳楼，无所不用其极。因为李洪志在“经文”里说过：“即使脱去这张人皮，等待大法弟子的同样是圆满。”所以我们都认为死了就是“圆满”，死了就是到了“天国世界”，谁也不怕死。面对这些失去理智的曾经善良的人们，面对这些被李洪志骗得晕头转向的人们，干警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2001年1月23日，正当全国人民欢度春节到来之际，天安门广场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法轮功”痴迷者集体自焚事件。自焚事件刚刚发生，“明慧网”上就造谣说自焚事件是假的，是中国政府出钱雇人干的，并把这些小传单散发到各家各户，妄图抵赖事实，嫁祸于人，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2001年的春节前，李洪志炮制出了《忍无可忍》的“经文”。原先，我们这些痴迷者怕自己“失德”，有时还做一点表面文章。这回李洪志说“忍无可忍”，这意味着我们对所谓迫害“大法”的人完全不用客气了。谁说“大法”不好，就可以打倒谁，铲除谁，因为李洪志说了，“如果邪恶已经到了无可救无可要的地步，那就可以采用不同层次的各种方式制止、铲除。”这下我们再也不用掩饰自己隐藏在骨子里的疯狂了。李洪志彻底撕下了“真善忍”的假面具，作为李洪志所操纵的工具，我们更是胆大妄为，无法无天。在某看守所，一位被关押的犯罪嫌疑人提了一下李洪志的名字，同室里的“法轮功”痴迷者上去就给了人家一巴掌。同室的人质问：“你们练‘法轮功’的不是讲‘真善忍’吗？怎么还打人呢？”这位痴迷者说：“我已经忍无可忍了！”在劳教所，我们这些痴迷者更是闹得天翻地覆，群魔乱舞。2001年的春节，我们的疯狂达到了高峰。

　　除夕之夜，所里为我们包了饺子，炒了菜。开饭时间到了，姬指导员和两名队长组织我们排队去食堂吃饭。当时的我们，心中除了练功、“正法”，再没有别的念头。我们总是在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来宣泄我们被李洪志压抑的人性。一到敏感的日子，我们就伺机而动，在劳教所刮起一阵邪风。

　　我们排队到了餐厅，一股香喷喷的味道扑鼻而来，触动了我的食欲。为了克制自己这种常人的欲望，我一边责备自己：修炼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修不掉常人的这种欲望？一边默念着李洪志的“经文”：“食而无味，口断执著。”这时，突然听见队伍骚乱起来。旁边的冯素芝捅了捅我，我抬头一看，王小红、刘爱英、陈文彦等几个人举起了手臂开始在餐厅做起了“抱轮”的动作。见状，我和冯素芝也跟着抱起了轮，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都举起了胳膊。姬指导员和祁队长见状，大声劝道：“你们把手放下好吗？有什么事吃完饭咱们好好说。”王小红说：“除了练功学法，我们没有别的要求。”说完，王小红扯着嗓子喊着：“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马上就有人响应：“忍无可忍！窒息邪恶！”“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声音由一个人变成两个人、三个人、十个人、百八十个人……大家手拉着手，肩并肩，抱成了几团，喊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这时，大队高音喇叭开始广播：“大家安静，你们这样做是违反所规队纪的……”但是，广播声已完全被我们的喊声所淹没了。有人觉得不解气，就躺在地上喊。慌乱中碰翻了饭碗，饭菜洒了一地，沾在了头发上、衣服上。还有人从地上爬起来，跳着脚喊。姬指导员和祁队长的脸都变白了，她们奋力阻止。我们却像红了眼的斗牛一般横冲直撞。这狂呼乱叫的声音在劳教所的上空飘荡着，听着是那么瘆人！不一会儿，队长叫来很多男普教学员，两个人用力拽我们一个人，费了很大的劲才分开一部分人，将其送回宿舍楼。我们都不进屋，站在走廊里。这时有人打出了自己偷写的“法轮大法好”、“真善忍”的条幅。王小红看见门没有锁着，就一个箭步冲上去，打开铁门，带头冲到了操场，又在操场喊起了口号。队长恳求我们回去，我们置若罔闻。等我们折腾累了，才在队长的劝说下一起背着《洪吟》中的“生无所求，死不惜留。荡尽妄念，佛不难修”回到了宿舍。

　　此时，在劳教所旁边的一幢居民楼里，有一对年轻的夫妻，正沉浸在初为人父母的巨大喜悦中。除夕之夜，孩子的爸爸挨门挨户地告诉近邻，请求他们不要放炮，以免自己出生不久的孩子受到惊吓。邻居们都很体谅他的心情，谁也没有在院里放炮。小两口非常感念邻居们的好心，丈夫说道：“远亲不如近邻，摊上几个好邻居真是一种福分。”话音刚落，突然听见劳教所的院子里一阵狂喊。他们的房子和劳教所是近邻，那里有点儿动静，他们听得清清楚楚的。正在熟睡中的孩子被这一阵狂喊所惊醒，哇哇大哭起来。妻子赶快抱起孩子，抹拉着孩子的头发，抱怨道：“大过年的，这些‘法轮功’又喊什么？他们哪来这么大的邪劲儿呢？”这种喊声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法轮功”痴迷者的喊声把小两口听得心惊肉跳，孩子被这喊声吓得哭个不停，两人急得手足无措，轮流哄着孩子。妻子说：“他们这喊声比放炮还厉害。现在都是一个孩子，万一把孩子吓傻了怎么办？”丈夫说：“我去求求他们别喊了。”说罢穿上外衣，飞也似的来到劳教所门口。值勤民警问他干什么，他说：“我的孩子刚出生不久，这些‘法轮功’大喊大叫，把孩子吓得哇哇地哭。他们再疯再闹，也不能影响到别人。一个刚出生的孩子又没招惹他们，他们为什么跟孩子过不去呀？我要进去跟他们讲道理，不能让他们再喊了。”值勤干警说：“对不起，没有证明信是不能进劳教所的。这样吧，我马上把你的情况反映给‘法轮功’中队，让队长们劝阻她们。”小孩儿的父亲说：“那我谢谢你了。”值勤队长马上打电话告诉了“法轮功”中队的队长。队长用请求的口吻说道：“姐妹们，你们别喊了好不好？一个初生的婴儿，他有什么罪呀？是不是也破坏‘大法’了？你们要是把人家吓傻了，那你们造不造‘业’呀？你们口口声声喊着‘做事先考虑别人’，嘴里喊的和行为是不是相符？”队长这么一说，有部分较为理智的人不喊了，但还有一部分人根本不理这回事，喊得越发疯狂。我说：“我们是修炼大法的，我们的场是慈悲、祥和的，谁在我们的场里面谁就会受益，那孩子绝对没事儿。”孩子的爸爸实在是忍无可忍，拿起电话打110报了警。在那时，像他这样的人，也被我们看做是破坏法的“魔”，也在被“淘汰”、被“销毁”之列，因为他不仅没有支持“大法弟子”的“护法”行为，反而阻止“正法”进程。那时，我们判断善恶的标准就是看一个人说“大法”好还是说“大法”不好。若说“大法”好，即使你是一个恶贯满盈的杀人犯，也在“可度”之列，因为李洪志说过：十恶不赦的人他都度；若说“大法”不好，哪怕你比天使还善良，哪怕你好事做了一火车，你也是被“淘汰”、被“销毁”的对象。那时，我们的行为真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此时已是夜半三更，精疲力尽的队长们这才感觉到肚子饿得咕咕乱叫，当他们拿着饭盆去食堂打饭的时候，食堂门口的“将军锁”早已把上了门口；他们想买方便面充饥，小卖部的门也是锁得严严实实的。姬指导员的抽屉里储存着一些干面条，他们就在电饭锅里煮了煮，撒了点儿盐，一人分了一点儿吃，对着白水煮的面条，他们短暂的尴尬和苦笑之后，便是饥饿至极的狼吞虎咽。这就是队长们的年夜饭。

　　这次闹事结束后，给带头喊口号的王小红戴上了械具，给予应有的处罚，让她反思自己的错误。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