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历尽人间苦难，党救我出苦海
我出生在贫苦的家庭，父母仅以几亩薄田度日。八岁的时候，我上了几天私塾，可是一本《三字经》没背会，父亲积劳成疾，因病重无钱医治，撒手西去，只留下母亲和我，以及我媳妇刘翠英。刘翠英是家里给我娶的童养媳，大我五岁，因娘家太穷无法养活，从小便来到我家。家里没有了劳力，生活也就没有了来源。为了糊口，不到一年时间，父亲留下的几亩薄田便全部卖光了，我们母子三人真的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因生活所迫，未满十一岁，我便开始分担家庭生活重担，帮地主家打短工，稚嫩的肩膀磨破了无数次，可家里依然难吃上一顿饱饭。
十五岁那年，为让家里人能有口饭吃，年幼的我拖着单薄的身子，到二十多里外的三合垸一户富农家里开始做长工，一年工价十担谷子，刚够家人糊口，可那要付出多大的劳动量：每天鸡叫起床，便开始一天的劳动，喂两匹马，60头猪，手工磨出三担豌豆，来回翻过二十多米高的大堤，从一里外的大河中挑回五十担水，一天下来，要到晚上十点钟才能把活干完。这种当牛做马的日子日复一日，终于做满一年，盼到了回家的日子。
十六岁时，我和媳妇结了婚，又在本村一地主家做了一年长工，工价更低，活儿更累。次年，家乡闹灾，田地荒芜，无以度日，我们只得卖掉自己住的小屋，得了四十元钱，开始了逃荒讨米的生活。辗转奔波，到过湖北咸宁、湘西等地区，有工就打，不认长短工，也不讲工价，只要有一口吃的。最后一次是在湘西一个山区，为一个当乡长的恶霸地主赶车、放马，仅给一口饭吃，没有半分工钱。大儿子就是在这动荡不安的时候出世的。到了1948年底，当地解放了，我们一家以为家乡也解放了，就日夜兼程往家里赶，赶到家才知家乡还没解放，我们到家仍是一无所有。但母亲已不想再外出流浪了，我只好把母亲、媳妇、儿子留在家乡，自己到湖南搬衣物等东西。我边乞讨边赶路，当我归心似箭赶回家时，已饿得奄奄一息。没想到更大的打击等着我，母亲已经活活饿死了，媳妇和儿子也饿得连哭的声音都没了。在我们一筹莫展束手待毙的时候，解放军进了村，家乡终于解放了！我们一家分到了粮食和一间安身的小草棚，全家从鬼门关被救回到了人间。
成年走上革命道路，党育我当干部
家乡解放后，马上进行了土改和复查工作。我出身贫寒，苦大仇深，表现积极，1950年开始担任贫协组长，后来又担任村贫协主席；土改完成后，我又担任乡贫协主席。1951年，我光荣入党，并参加了长淌口区土改翻身队，开始到区里工作，陆续担任民政助理员、团委书记。1955年底，在任团委书记期间，组织派我到沙市识字速成班带职学习，时间为十个月。刚进班时的测试，我认识不到150个字，是个文盲，是党的培养教育，让我结束了睁眼瞎的历史。1956年，组织上提拔我担任区组织委员，1958年担任区委副书记。
1966年，组织上调我到监利县尺八区任区委副书记，正月初四，我就丢下老婆和四个小孩出发了。当时，我完全吃住在村，手把手教群众种植技术，带着他们一起干，当年的我所分管工作中，棉花产量竟然达亩产110斤皮棉，轰动了全县。在生产生活中和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文革中要批斗我时，全村的老百姓拿着铁锹农具作武器赶来保护我；1971年我调往红城区时，好多人拉着我直哭，不肯放我走。
1975年，我又调回沔阳县，到西流河区任副书记。1978年，担任县科委副主任，主持全面工作。1983年，我从岗位上光荣退休。
党培育了我，让我读书识字睁眼看世界，从一个讨米娃成为一个国家干部。我的三儿一女，在党的培养下，也都走上了工作岗位，成家立业。因此，工作中我常怀感恩之心，拼命工作，事事争先，成绩显著，从没受过一次批评。
古稀年身染多种病，党助我斗病魔
退休后，我在家休息，安享天伦之乐，日子过得平静却其乐融融。可是，一场大病改变了一切。1999年7月，我在家中发病后，是女儿先发现的，送到医院后，检查诊断为结核性胸膜炎，同时伴有肝硬化腹水、胃炎。在市人民医院住了三个月的院，虽然已经退休多年了，组织上仍然没有忘记我，派人日夜照料我，单位在资金紧缺的情况下，为我解决了4万元医药费，使我得到及时治疗。脱离危险后，病情逐步好转，医生建议到武汉做手术彻底治愈，可我认为自己年岁已高，再花那多钱，加重儿女和国家的负担没必要，因此拒绝再去住院，坚持自己在家吃药休养。
疾病中误入不归路，法轮功诱导我祸国殃民
2002年8月，我因放弃治疗，身体并未完全康复。这时碰见了法轮功分子樊某，她告诉我说练功可以彻底治好我的病，在她的蛊惑下，我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尝试态度，开始练习法轮功治病。连续几个月，我就躲在家里，积极修炼，沉迷其中，门都不出。几个月下来，自己已是深陷其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幻觉，觉得自己好象真的完全好了，现在才知道那是精神麻醉后的自欺欺人。
从此，我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到处去宣扬法轮功如何神通广大，治好了我的所谓不治之症。特别是我知道国家将法轮功定性为邪教组织予以取缔了，仍然还参加了法轮功组织的各种反动活动，散发资料，张贴标语，诋毁党和国家。2004年，上头派来个头目陈某，带来李洪志的指示，说资料不能等、靠、要，要自己动手，要让资料点遍地开花。于是，陈某搞来两台复印机，派来一男一女毛某、沈某，和我一起负责印刷，资料由毛某分发到其他人手中。这期间，印制了大量反动宣传品。
我还参加了平时的集中学法练功，每周1-2次。平时经常怀揣反动印刷品后上街散发，晚上也不例外。有一次我晚上出去发资料，被群众扭送到干河派出所。派出所看到我一大把年纪了，只是教育一下就放我回了家，我想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于是，以后发资料胆子更大了。同时，我的家也成了法轮功聚会和联络的窝点。
晚年时差点走进深渊，党再次挽救我脱离邪教
当我来到教育转化班后，我想起原先在法轮功资料上看的，说进了班会受到各种酷刑折磨和非人待遇，我就想自己已经这大年纪了，死也死得过了，于是做好了不管你怎么办，反正我是不转化的，甚至以死相拼、舍身护法的准备。所以，刚开始我对法教班的任何事都不配合，还对工作人员恶语相加。
可是，慢慢的我发现实际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态度和气，说话入情入理。刚开始我认为这只不过是一时的虚情假意，过后就会有残酷折磨。可好几天过去了，他们的态度仍是一样，对我的生活更是关心备至。特别是这里的帮教人员谌某，他时刻把我当他父亲一样地照顾我。我有胃病，吃饭难以咽下，他知道后，每顿饭都把自己的一份汤让给我，让我吃饱吃好。早上特别到街上给我端来软和的面条过早。怕我晚上饿，还单独给我准备了柿子、香蕉等水果，我体弱怕冷，天气变化后，他跑了几趟仙桃，专门为我拿来衣服，各类生活用品也为我准备齐全。
有一天，一个姓王的工作人员和我谈了半天，他态度和蔼，道理充分，分析了法轮功的反动邪恶本质，解开了我思想上的许多疑惑，我们谈得很投机。可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这就是法轮功组织中宣传的迫害法轮功的仙桃市第二大恶人王某某。我看到的事实与过去资料上宣扬的根本相反，这一来，我对法轮功改变了看法。
随着学习的深入，我才知道法轮功并不是真的像李洪志自我标榜的那样“真、善、忍”，而是谎话连篇，对信徒实施精神控制，图谋不轨；李洪志并不是救世主，而是怀有蛇吞象的罪恶野心，对党、国家和人民犯下了滔天罪恶。从政治上和信仰上诋毁党和国家；偷窃佛教和道教学说的细枝末节，编造出一套自己的歪理邪说，藐视真理和科学，歪曲事实，造谣中伤，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所宣传的党员退党也全是胡说八道，其中以我的身份就编造了好几十个名字去凑数，生造了所谓的2700万党员退党的“事实”。
医生给我检查了身体，才知道自己的病更重了，根本没什么好转，更不谈痊愈，只是精神麻醉后的幻觉欺骗了我。
认识了这些以后，我知道自己真的错了，在罪恶的道路上滑得太远，愧对党和人民，只有如实交待，学习转化，才能弥补自己罪行之万一。于是，我按照所想的做了，我终于可以吐一口气，死也能暝目了。
我还要奉劝法轮功痴迷者，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不能再顽固不化，害人害己了。
我还要奉劝世人，共产党才是我们的大救星，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跟定共产党，才有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