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宗教坚持宪法有关“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的规定，实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这一原则是中国宗教发展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是中国摆脱外国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控制、实现国家独立的一个胜利成果。正如江泽民总书记在2001年12月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的：“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是基于我国总结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有的宗教被帝国主义控制和利用的历史事实，是我国信教群众作出的自主选择，为我国社会各界所欢迎，并得到世界许多国家宗教组织和人士的理解和支持。”

　　独立自主自办原则，是适合于中国所有宗教的一项普遍原则。但是，由于在一百多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外国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势力主要是控制天主教、基督教的教会；在当今，国外某些势力又一直妄图重新控制中国宗教特别是天主教、基督教会，利用宗教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对中国进行渗透。所以，天主教、基督教的独立自主自办问题就更为重要、更具有特殊意义。

　　关于这个问题，中国天主教、基督教界、学术界已有很多专著。今天，我只是根据宪法有关规定和江泽民总书记的讲话精神，非常简要地回顾一下这一原则确立的历史根据和它的必然性。

　　一、礼仪之争与清政府的“教禁”

　　天主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当时称“景教”。唐武宗“灭佛”被殃及，后绝迹。元时（13世纪）再度传入，称“也里可温教”，仅在蒙古族人中流传。元朝灭亡、蒙古族人往北迁徙，该教在中原绝迹。16世纪下半叶，随着东西方航海线路的发现，西方传教士随殖民主义势力再次进入中国。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来华时，中国还是一个统一的大国。他们只能采取尊重、顺应中国社会和传统文化的传教方式，从而使天主教得以在中国发展。明末清初，各修会所属信徒达27万余人，同时客观上也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然而，利玛窦等人所采取的传教方式，引起方济各会、多明我会传教士的不满。他们反对用“上帝”、“天”称呼天主教的“天主”，反对天主教信徒尊孔祭祖，反对信徒参加中国传统的拜城隍、迎神、亲友丧礼等活动，反对信徒悬挂“敬天”匾额，反对信徒叩拜皇帝。他们还把上述主张正式向罗马教廷报告。1645年9月12日，罗马教廷向中国天主教会正式发出了禁止尊孔祭祖的命令。1704年11月20日，罗马教廷圣职部会议再次发表“通谕”：禁止使用“上帝”、“天”称呼“天主”；禁止在天主堂内悬挂“敬天”匾额；禁止信徒参加祭孔祭祖大礼，凡入天主教之官员、进士、举人、生员不许入孔庙行礼；禁止入祠堂行一切之礼；教徒或在家、或在坟上、或逢吊丧之事，俱不许行礼；禁止信徒依中国规矩留有“灵位”、“神主”等字眼的牌位在家。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礼仪之争”。

　　康熙四十六年（1707），康熙皇帝被迫下诏，实施严厉的“教禁”令：第一，教皇无权干涉中国事务；第二，将铎罗押解到澳门拘禁；第三，悉数驱逐颜当一行及在浙江的传教士；第四，悉数拘禁在四川的传教士；第五，愿在中国传教的传教士必须向内务部申请“印票”（即永居票，亦即传教许可证），印票上写明姓名、年龄、来华日期及永不回西洋等内容。命令还规定，“印票”只发给签字遵守利玛窦规矩的人，无“印票”者一律驱逐出境。雍正、乾隆、嘉庆皇帝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教禁”措施。

　　这一历史告诉人们：那种企图把罗马教廷的意志强加给别的国家，强行改变别国人民信仰和习俗的做法是行不通的。

　　二、天主教、基督教成为帝国主义侵华工具与“教案”

　　18世纪下半叶，英国殖民者通过非法向中国贩运鸦片，对中国进行掠夺，从而在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中掀起了一场禁烟运动。清道光皇帝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查禁鸦片。1839年6月，将收缴的2万余箱、重230万斤鸦片在虎门全部销毁，取得禁烟斗争的胜利。英国政府以此为借口，于1840年6月，发动了臭名昭著的鸦片战争。1842年4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

　　从此以后，美国、法国、沙皇俄国、日本、德国、葡萄牙、比利时、意大利、荷兰、奥地利等资本主义国家，接踵而至，并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外国列强依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了各种特权。外国传教士也随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纷至沓来，在中国恢复、发展教会势力。1900 年以后是基督教在中国发展最迅速的时期，无论是来华差会、传教士人数，还是中国信徒人数增长速度，都是以往所从未有过的。

　　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过程中，各国修会、差会以及传教士忠实地充当本国政府的侵华工具，相当一部分教会还成为欺压中国百姓的“独立王国”，许多外国传教士有恃无恐，欺压中国百姓，从而激起了农民、手工业者、城市平民的不满和反抗。19世纪60年代以后，以反“洋教”（天主教、基督教）为名的“教案”几乎遍及中国大江南北。

　　所谓“教案”，是指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引起中国人民反抗，而发生的捣毁教堂、冲击传教士一类的事件。帝国主义国家利用教案，制造借口，向清政府施加军事和政治压力，提出种种无理要求，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清政府对教案的处理，总是采取：对帝国主义道歉“赔款”，满足其要求，屈膝投降；对人民则屠杀无辜，勒索罚款，残酷镇压。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世纪下半叶，全国各地发生的教案就有500余起。这里仅举两例：

　　（1）1856年的广西西林教案。这次教案是因法国外方传教会传教士马赖（西名：奥斯汀）非法进入该县，利用传教名义，勾结地方官吏，欺压百姓，奸污妇女，无恶不作，被愤怒的群众拘捕后处死，而引起的。法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对华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勒索白银200万两。就是这个马赖，2000年竟被梵蒂冈封为“圣人”。

　　（2）1900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大刀会和梅花拳等组织本是中国北方民间练武习艺的秘密结社，起初带有“反清复明”、“抗官除暴”色彩，后来逐渐卷入反对帝国主义势力，反对外国教会势力，反对一切来自西洋的事物。可以说，义和团运动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的一次反帝运动，也是天主教、基督教同中国民众的冲突积累半个世纪后的一次大爆发。据《中国基督教史纲》的资料记载，在义和团反“洋教”中，被杀的天主教传教士53人，基督教传教士188人。为镇压义和团，英、美、德、意、俄、奥、日、法等八国派兵发动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八国联军一踏上中国国土就到处烧杀掳掠，1900年7月中旬攻下了天津，8月14日攻陷北京。1901年9月9日，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勒索白银4.5亿万两。从此，中国彻底沦为列强共管下的半殖民地国家。

　　在《辛丑条约》中，列强除了强迫清政府巨额“赔款”、出让经济、外交等主权外，也获得了传教特权。外国修会、差会以及传教士有帝国主义势力和不平等条约的保护，毫无顾及地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使天主教、基督教获得较大发展。至1949年，天主教被十多个西方国家的几十个修会所控制；基督教教派约有70个，分属于121个外国差会。

　　三、中国基督教、天主教界的反帝爱国运动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组织的建设

　　中国天主教、基督教界的反帝爱国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组成部分和必然趋势。反帝爱国运动的目的，是变天主教、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工具为中国信徒独立自主自办的宗教事业。这个运动的结果，是群众性爱国宗教组织的建立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建设。

　　（1）基督教界的反帝爱国运动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组织的建设

　　在历史上，中国基督教徒在中国教会中一直处于无权无地位的状态。义和团运动后，中国基督教内的爱国人士开始觉醒，发动了中国教会的自立运动和本色化运动。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外国传教士尤其是美国传教士策划了一系列应变措施，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反共布道和反共演说，妄图使基督教会成为帝国主义继续利用的工具。受外国传教士影响，在基督教的教堂、学校和出版物中，反共思想和言论深刻地影响着许多基督教徒。

　　新中国成立后，以吴耀宗为代表的少数基督教人士认为，在中国面临一个有史以来最大转变时期，基督教中有不少人却追随着新十字军路线，的确是无形中变成了帝国主义和文化侵略的工具。他们提出，要尽他们自己的力量，把宗教里面腐恶的传统和它过去与封建力量、帝国主义者的联系，根本铲除，追随着全国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为建设新中国这个共同目标而奋斗。1950年，基督教组成访问团前往北京，并向有关部门反映，希望能见到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在百忙中三次会见访问团，他们向周总理汇报了在各地了解的情况，周总理也就基督教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在这之后，吴耀宗等人起草了名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后称《三自宣言》。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全文刊登了《三自宣言》和40位发起人致全国同道的信以及在宣言上签名的1527位基督教徒的名单。《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题为《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的社论。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开端。《三自宣言》发表后得到全国基督教徒的广泛响应，到9月25日，第二批签名者达1500余人。一个声势浩大的三自运动在基督教内展开。

　　1954年7月22日至8月6日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总结了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以来四年的工作，确定了以后的工作方针，成立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选举吴耀宗为主席。会后，全国不少地方成立了当地的基督教三自爱国组织，三自爱国运动在全国范围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1956年3月15日至23日，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在北京举行了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吴耀宗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报告》，总结了自1954年以来三自爱国运动的发展情况，提出了“三大见证”和“十项任务”，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提出了明确方向和具体的工作内容。1980年3月，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三自爱国会的章程修改，明确它的宗旨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基督徒，热爱祖国，遵守国家法令，坚持自治、自养、自传，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保卫三自爱国运动的成果，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积极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而贡献力量。”

　　为了更好地领导全国基督教教会事务工作，在1980年3月召开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成立了“中国基督教协会”。其宗旨是：“团结全国所有信奉独一天父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的基督教信徒，在同一圣灵的带领下，依照同一本圣经，同心协力，办好我国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从1954年7月至2002年5月，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共召开七次全国会议。第七次全国会议选举季剑虹为中国基督教三自委员会主席，曹圣洁为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

　　在全国两会的领导下，中国基督教的各项工作开始走上正轨，并得到迅速发展。在互相尊重、求同存异、照顾特点的基础上，实现了中国基督教大团结，消除了外国差会留给中国基督教教派林立的弊端。已建立的全国性或地方性的“基督教协会”和“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700多个。全国开放教堂16000余所，其中70%是新建的，聚会点32000个。据全国两会统计，1979年时全国有基督教信徒300多万，而到1999年，全国信徒达1500多万，是五大宗教中信徒人数增长最快的宗教。全国共有神学院17所。两会办有《天风》月刊。出版了不少有关介绍基督教神学、历史、文化的书籍。至2001年底，累计出版的《圣经》达2800万册。还出版了朝鲜、苗、景颇、拉祜、佤、傈僳、彝等民族文字的《圣经》。《赞美诗（新编）》的发行量已达1000万本以上。各地基督教会都不同程度地发动信徒投入社会公益事业，如架桥铺路、扶贫救灾、医疗咨询等，基督教的社会形象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2）天主教界的反帝爱国运动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组织的建设

　　新中国成立前夕，外国教会势力竭力控制中国天主教，妄图把中国天主教拖到反共反人民的深渊。他们在部署应变措施的同时，在教徒中散布“共产党灭教”、“教难临头”的反共思想。1948年7月15日，罗马教廷通过其驻华公使黎培里发布了“反对共产主义”的命令，其目的是将教徒群众和执政的共产党之间在世界观上差异，引导到政治上相对抗的道路上去。1950年7月28日，罗马教廷圣职部又通过黎培里发布《警告》，重申一年前该部发布的“反对共产主义”的命令，不准教徒参加各项爱国运动，并将制裁范围扩大到违反上述命令者的父母和保护人。

　　1950年11月30日，四川省广元县在王良佐神甫的带领下，冲破外国势力的禁令，发表《自立革新宣言》，堂区500多人在宣言上签名。12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一宣言。宣言发表后，全国各地天主教界纷纷响应，一些地区相继建立了自立革新爱国组织。1951年9月4日，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应各地天主教界爱国人士的要求，根据梵蒂冈驻国民党政府公使黎培里仍以“教廷代表”身份行事，继续从事反对人民政府、破坏天主教界的独立自主自办的活动的犯罪事实，将其驱逐出境。一些地方还先后破获了天主教内的间谍案和反革命破坏活动案，取缔了反动组织“圣母军”。1955年，上海市破获了龚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案，清除了上海天主教会内的帝国主义势力代理人。天主教内的爱国进步势力与被国外控制的反动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运动的发展，打破了由外国传教修会划地而治、各自为政、分而治之的殖民地教会体制，形成了全国天主教徒团结的新局面。

　　1956年1月，出席和列席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的天主教界的9位代表提出并发起成立全国性天主教爱国组织。1957年7月15日，中国天主教友代表会议在北京胜利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天主教友爱国运动及今后任务》的报告、《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章程》、《中国天主教友代表会议决议》，选出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委员150人，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宣告正式成立。8月3日，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皮漱石当选为爱国会主席。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不是教会，它是中国神长教友在政治上爱国的群众性组织。《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章程》第二条规定：“本会为中国天主教神长教友组成的爱国爱教的群众团体。其宗旨为：团结全国神长教友，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积极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各项爱国运动，保卫世界和平，并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在1962年第二届代表会议上更名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在1980年5月31日至6月3日召开的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上，正式建立了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主教团，使中国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事业日臻完善。1992年9月第五届代表会议上将教务委员会调整为主教团内主管教务的一个机构。从1957年至2004年，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已召开七届代表会议。现任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为傅铁山主教，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团长为刘元仁主教（已于2005年4月22日去世）。

　　自选自圣主教，是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中的一个重大问题。1993年5月17日，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根据其章程做出了《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关于选圣主教的规定》。从1958年至2002年底，中国自选自圣的主教共179名，现仍健在的有70名；115个教区均由自选自圣主教或教区长主持教务，教会独立自主自办得到实现。全国现有教徒530万，主教70位，神父1800多名，修女3000多人，有教堂、会所5600多座，培养年轻神父的大小修道院36所，女修道院51所。教会还办有印刷《圣经》和神学书籍的出版场所，年印刷数量约百万册。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办有会刊《中国天主教》。中国天主教还按照“当信当行”的原则，按梵二会议的规定对弥撒礼仪进行了改革。教会的各项教务活动、自养和社会服务事业也都得到发展。

　　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绝不是主张中国宗教界不与国外宗教组织和人士往来。相反，我们主张中国宗教界应当在平等友好的基础上加强和扩大同国外宗教组织和人士的友好交往和文化交流活动。事实上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宗教界已经与世界上7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和发展了友好往来，参加了一些国际宗教组织、国际宗教会议，举办了一些大型宗教文化交流活动。我们只是反对某些国外势力重新控制中国宗教团体、干涉宗教事务的行为，尤其反对利用宗教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中国宗教界应当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成果和当前的大好形势，加强教会各方面的建设，强身固本，努力建设好中国的基督教和天主教教会；同时，加强宗教方面的国际友好交往，广交朋友，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为各国人民的友好事业，为世界和平事业，做出中国宗教界应有的贡献。

　　注：这是在2005年4月29日一次“宗教与社会和谐”研讨会上的发言稿，未公开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