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一样漫长，建筑像一面镜子，岁月是最高明的设计师，它以独特的艺术语言熔铸和反映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审美追求。建筑是石头写成的史书，矗立在大学校园中的建筑，是大学发展历程的亲历者和见证人。【详细】  

一、西学东渐，教会大学沧桑印记 

中国现代大学基本上是横向的移植，而不是纵向的继承。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洋务运动兴起，西学渐入，出现了许多新式学堂。中国真正的第一所现代大学是1879年由两所诞生于60年代的教会学院合并而成的外国教会大学——上海圣约翰书院，于1905年改名为圣约翰大学。 

从圣约翰大学走向华东政法大学 

华东政法大学位于上海市长宁区万航渡路1575号，其校园建筑风格极为欧化，校区为中国第一所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的原址。圣约翰大学是中国创建最早的大学之一，1879年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将1865年设立的圣公会培雅(BairdHall)书院和1866年设立的度恩书院(DuaneHall)合并成立圣约翰书院。圣约翰大学古朴典雅的校园建筑系1939年之前建造，前后约60年陆续建造完成。这些中西合璧的校园建筑，在建造时是中国前所未有的，人们称之为约翰式的中国高等学校著名建筑群，上海政府于1995年将它们列入“上海市市级建筑保护单位”。 

许多名人如南开系列学校创办人张伯苓，外交家颜惠庆、施肇基、顾维钧、王正廷，名医颜福庆、牛惠霖、牛惠生，会计师潘序伦、民族资本金荣毅仁、刘鸿生，作家林语堂，建筑家贝律铭，出版家邹韬奋，宋氏家族的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民国总统严家淦、连横(连战的祖父)都是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据说张爱玲曾想入约大而受阻于学费。 

情深深雨濛濛钟声响起——怀施堂 

还记得《情深深雨濛濛》中圣约翰大学里那悠扬的钟声吗？这幢华贵的钟楼此刻就在华东政法大学的校园里。1894年1月26日举行了该楼的奠基典礼，系拆除1879年4月建筑的四合院，用原隅石奠基，以示新旧继续不绝之意。1895年2月19日举行了落成典礼。在当时，该楼是中国式学院建筑的始作俑者，也被誉为教会学校建筑之最佳校舍。在落成典礼上，为纪念圣约翰大学创始人施勒楚斯基，正式命名该楼为怀施堂。新中国成立后，约大师生为纪念1921年毕业生邹韬奋，怀施堂改名为韬奋楼。 

韬奋楼内中式四合院的建筑风格在众多楼宇中可谓独树一帜。外墙为红砖清水墙,歇山屋顶覆盖中国蝴蝶瓦。楼中部的屋顶上建有方型钟楼,装有大自鸣钟一座。韬奋楼上还有一个模拟法庭,未来的法官律师们,经常会在这里“开庭”。 

孙中山演讲的地方——思颜堂 

在小草坪后面的思颜堂显得端庄秀美，被四面围墙拥入怀中的小花园犹如世外桃源般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孙中山先生掷地有声的演讲更让这里增添了些许豪壮慷慨的色彩。该楼呈“U”字形，砖木结构，采用中西结合建筑形式。于1903年10月24日奠基，1904年10月1日举行落成典礼。为纪念圣约翰大学创办初期出力最多的颜永京牧师，而命名为思颜堂。1913年2月1日，约大举行学期结束仪式，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应邀于大会堂演讲。孙中山先生论说了科学教育的重要性：“今且言责任，圣经中云，已见光明，应为人导。既有知识，必当授人。民主国家，教育为本。人民爱学，无不乐承，先觉觉后，责无旁贷，以若所得，教若国人，幸勿自秘其光。”华东政法大学成立后，将思颜堂改名为宿舍一楼，1979年复校后，又改称为学生宿舍4号楼。因该楼在河西校舍中排列第40，故又称其为40号楼。 

二、西学为用，官办大学历史悠远 

中国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是哪一所？长期以来一直众说纷纭。中国近代官办最早的大学应该是北洋大学堂（1895年由天津中西学堂改办）和南洋公学（1896年）。19世纪后期，“北洋”、“南洋”是黑暗中国科学和进步的启明灯。北洋大学堂诞生不久，天津就开始闹义和团，此后又是八国联军入侵，其发展受到一定影响。南洋公学则由于地处人文荟萃的上海租界，一直致力工业救国，发展更好一些，因此是本世纪二十代前中国最好的大学。 

建于南洋公学之上的上海交大 

19世纪末，甲午战败，民族危难。盛宣怀先生和一批有识之士秉持“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的信念，在上海创办了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建校伊始，学校即坚持“求实学，务实业”的宗旨，以培养“一等人才”为目标，精勤进取，笃行不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成为国内著名的高等学府，被誉为“东方的MIT”。 

1921年，更名为上海交通大学。解放前夕，广大师生积极投身民主革命，学校被誉为“民主堡垒”。新中国建立后，学校又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我国的两院院士中，交大的校友就达180多名。交大的徐汇校区已成为交大历史的象征。跨进华山路的校门，老房子、新建筑交错比邻，随处可见岁月的厚重和沧桑，好似近代中国的“建筑博物馆”。1993年，学校被列为“上海市优秀近代保护建筑”单位。 

繁华徐家汇，一抹中国风——交大牌坊门 

建校初期，原校门为木质牌楼门，1935年改建成仿古宫殿式建筑。1985年进行过大修。校门的基座及墙裙采用古朴石材，砌以清水砖墙，并用白石灰勾缝。校门拥有传统中式建筑的梁、枋、斗拱等部件，屋顶饰以彩画，校门外有校门桥，初建时为木桥，1926年校庆30周年时，1927届校友捐资将其改建为钢筋水泥桥。后因华山路扩建，河渠被填平，但校门桥的栏杆和灯柱至今保留，栏杆上仍镌刻“校门桥”三字。 

南洋模范，青年之魂——交大中院 

中院建成于清光绪二十五年（即公元1899年）夏，由第一任校长何嗣琨主持建造，是南洋公学时期的主要建筑物，也是交大校园内现存最早的建筑物，现存的“南阳公学中院”六字就是当初的楼铭。 

初建时为三层砖木结构，西式建筑风格，东西长60米，南北深30米，高21.48米，建筑面积为4950平方米，造价为49926.2两银元，供办公、师范班及中学部使用。中院位于校园中央绿地北侧，东面与教师活动中心和老图书馆相邻，西面与新上院相邻。 

1927年国民政府交通部下令停办中小学，原附属中学脱离交通大学，更名为南洋模范中学，中院遂成为大学教学及办公用房，但其名称一直沿用至今。李叔同、邹韬奋、黄炎培、邵力子、吴稚晖、钮永建、白毓昆、马衡、周厚坤、陆定一等曾在此楼学习过。1963年、1998年，中院分别经历两次大修，但都“修旧如旧”，还其本来面目：青砖外墙、红砖装饰线条、拱框门窗，配以华丽的窗饰，见证一段段历史沧桑。 

三、民国镜像，大学里的军事记忆 

20年代中期，北伐成功，国民党定都南京，国民党四处收集人才开始组建中央大学，想将之建为国民政府的最高学府。到了30年代，学科门类最齐全的中央大学终于建成。二十年代中期到抗日战争前，中国最好的大学是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平大学，他们不相上下，有北清华、南交大、北高南名（南指中大前身东南）之称。由于上海是当时民国的经济中心，也是首都南京的前哨，政治军事意义重大，因此上海的大学校园里也留下了许多军事的印记。 

匿身军医大学中的飞机楼 

飞机楼始建于民国24年（1935年），当年由蒋夫人宋美龄女士出任委员长的中国航空协会在大上海都市计划的中心区（今五角场）博物馆旁，今第二军医大学内征地10亩，建造会所及陈列馆。协会从民间集资10万元，由著名设计师董大酉设计，久泰锦记营造厂承建，设计为30年代双翼飞机凌空欲飞的飞机楼。 

民国25年（1936年）春，飞机楼落成，5月5日举行开幕式。飞机楼结构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由机首和前翼组成，共高三层。机首的底层为会客室，循扶梯盘旋而上，可达顶层。顶层为纪念堂，建为圆形环墙，嵌以黑色大理石。中间呈圈状，建成三祭台。祭台正中镶着一块蓝色玻璃，阳光透过玻璃，直射大厅。此即“皇穹宇”。再登高可达白石砌成的“圜丘坛”。坛分三层三围用石倍数均依“九”增减，称“小天坛”，确是誉之无愧。前翼的一二层，为航空陈列馆和航空图书馆。第二部分由机身和尾翼组成，高二层，多为航空协会的办公室。穿过机舱走道，便达二层高的尾翼。尾翼上镶有“中国航空协会”字样，体现了它的历史价值。 

蒋夫人自担任中国航空协会委员长之后，在正式场合总是在旗袍上佩戴航空协会的会徽。此后陈纳德飞虎队来华参战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也是蒋夫人亲手玉成。蒋夫人对中国的空军发展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 

然而楼成不久，爆发了抗日战争。岁月流逝，沧海桑田，飞机楼这个建筑名胜，被时光的流沙湮没了半个多世纪。 

四、抗战爆发，中国第一所联合大学 

大夏大学、复旦大学——复旦大夏第一联合大学 

“抗战时期，由大城市向内地搬迁后合作创办的第一所高校，不是西南联大而是‘东南联大’；至今，仍有400多份因战乱而没能发放的毕业证书，静静地躺在档案柜里…”——新民晚报的一则报道又掀起了那历史的记忆。 

“抗战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于1938年4月西迁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但这并非中国抗战时期的第一所联合大学。”华东师大档案馆馆长汤涛说，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打响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就指令上海的复旦、大同、光华、大夏等4所高校组成“复旦大夏联合大学”。联大分为两部，第一部以复旦为主体，迁往江西庐山，第二部以大夏为主体，迁往贵阳，这是中国抗战时第一所正式由政府命名的联合大学。“可能是西南联大的办学时间更长些的缘故吧，现在史学界基本上把西南联大作为抗战时期内迁办学的一个典型，殊不知，复旦大夏联大，才是开启了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段艰难史，或许我们还可将它称作为‘东南联大’吧。”汤涛翻出了一份由“复旦大夏第一联合大学”校长钱永铭、王伯群联名，于民国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二日（1937年10月22日）提交的“为刊发联大校印报教育部的呈文”，其中第一句话便是：“呈为呈报事：窃本校在江西庐山择定校舍筹备就绪，现定十一月一日开学，八日上课。” 【详细】 

从悠悠大夏到魅力华师 

思念抗战时期故去校长--思群堂 

思群堂位于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建于1946年，因纪念大夏大学（华东师大前身）校长王伯群得名，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大礼堂。建筑风格是古典罗马式，极富韵味，在礼堂南侧旁边，有师大胜景之一的“古木清晖”。这是一片由银杏树和常青绿篱圈出的小林子，成片的栀子花和海棠花围绕着古树，四季色调变换，古朴幽静中蕴藏着热烈的生机。 

1944年冬，日军进犯黔南，大夏大学三迁赤水，王伯群校长因迁校劳累成疾，于同年12月逝世于重庆。日本投降后，大夏师生于1946年夏由赤水迁回阔别八年的上海，并在原校址复课。经此浩劫，大夏师生更加思念故校长王伯群，于是在丽娃河畔修建“思群堂”以纪念已故校长。 

 旦复旦兮，百年复旦 

纪念抗战中牺牲教授--寒冰馆 

寒冰馆建于1924年，位于相辉堂东侧。在今天的复旦园中，寒冰馆只是一幢普普通通的大楼。但是，看似普通的寒冰馆，却有着辉煌的过去，她经历过战火的洗礼，目睹过时代的变迁，成为复旦园中极具历史意义的建筑之一。寒冰馆建成时，被誉为当时全国高等学校中“设备最新之寝所”，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第四宿舍遭到大劫——虽然没有全被炸毁，但已受重创，后来不得不在修缮时改为三层。抗战全面爆发后，在1940年5月27日的日机轰炸中，时任教务长的孙寒冰教授等七人殉难。对此噩耗，复旦师生齐声哀悼。孙寒冰教授坚持真理，坚持民主，受到进步人士的怀念。郭沫若曾写挽诗云：“战时文摘传，大笔信如椽；磊落余肝胆，鼓吹动地天，成仁何所怨，遗志正无边，黄桷春风至，桃花正灿然。”抗战胜利后，复旦大学迁回上海江湾原址，第四宿舍被改作教室。为纪念孙寒冰教授，该楼被命名为寒冰馆。这一命名，让复旦学子在面对残楼时，仍可怀念亡人，兴无穷之哀思，激愤发之壮志。 

建筑是一种生产活动，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建筑是外在的精神，建筑是无声的指引。建筑体现着文化。建筑本身是美，但却是静态的美，而富于建筑精神及灵魂的，是那些匆匆而来，却为其驻足的人物。那些人，那些事也许随着时间的过往逐渐消散，但那建筑，留下的却是最不朽的，精神。 

李登辉——因重名而被选择性遗忘的复旦大师 

复旦大学相辉堂，原名登辉堂，建于1947年，是复旦大学校园内最具历史意义的建筑之一，被誉为复旦人共同的精神家园。其命名来源于马相伯和李登辉两位先生。马相伯先生是复旦的创始人，李登辉先生是复旦的重要建设者，相辉堂是复旦人对他们永恒的纪念。 

相辉堂不仅是全校师生集会的重要场所，而且还成为外国政要访华来沪发表演讲的重要场所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在相辉堂做过演讲的国际知名人物，先后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法国总统德斯坦、法国共产党总书记马歇、美国总统里根等。因此，相辉堂不仅见证了复旦大学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也记载了时代发展的风云变幻。她所承载的意义，已不再局限于复旦园——她已经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坐标点。 

把复旦创建成中国的耶鲁 

李登辉，1872年生于印尼。并非台湾的李登辉，而是在20世纪初与蔡元培、张伯苓、梅贻琦、晏阳初、竺可桢等齐名的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青年时代到美国耶鲁大学求学。1904年冬，33岁的李登辉来到上海，回到他的祖先已经离开七代的祖国。决心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多灾多难的祖国。 

复旦创立时，带有私立公助性质，进入民国后，复旦的性质发生变化，成为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李登辉认为，复旦的教学必须优于英国和美国人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大学，并且必须与美国大学程度向衔接，使不能去外国留学的学生也能够进修高深的学术。1915年7月，李登辉参照母校耶鲁大学的课程说明书等文献，制定出复旦综合课程课程体系，它由课程、教师、教材、学分、学时、必修和选修几方面组成。 

李登辉决心把复旦变成中国的耶鲁。由于复旦毕业的学生品学兼优，1920年，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等名校致函李登辉：凡复旦大学毕业生，可直接升入上述美国名校，无须再进行考试；复旦各系科考试成绩在70分以上者，被美国各大学普遍承认。 

李登辉先生对复旦大学的建设所化费的心血和作出的贡献也是令人难忘的。在购置江湾土地和建设新校舍时，李先生经常往返徐家汇和江湾之间。当时上海市区与江湾之间尚未开筑公路，李先生为勘察复旦新校址，只得先坐淞沪铁路到江湾镇。然后再坐手推独轮车，行半小时许才能到达现场。当时校址内外丛塚遍野，渺无人烟，不少人认为这里不宜建校，但李先生坚持自己的远见，经过多年经营，终于使学校初具规模，奠定了今天复旦大学的基础，在主持复旦大学补习部期间，为躲避敌伪的压力，坚持教学，李先生带领师生三迁校址，最后在赫德路赁屋开学，直至抗战胜利。抗战期间原复旦大学校址为伪上海大学占用，多所损毁。抗战胜利后，复旦迁回上海，与补习部合并，两地师生人数骤增，原已有损坏的校舍远不能满足需要，李先生就带领全校师生用数月功夫拓建新校舍。其后，李先生虽已患盲疾并辞去大学校务，但仍随时关心学校。直至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复旦大学和附中的教学。据顾仲彝教授回忆，1947年九月初的一天，他去看望李先生，李先生抓住顾的手用已不很清楚的说:“我知道你很忙，不过附中必须你去帮忙，我叫教务处排上课了，你千万不要推辞。”  

复旦大学的老校友常常以崇敬的口气谈起李登辉先生的高尚人格和博深的学问。李先生不慕荣利，以毕生从事教育文化事业为己任，为此他几次辞谢高官，而把全部精力献给教育事业。在任复旦大学校长期间，尽管校务繁忙，但仍先后担任哲学、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进化学、拉丁文、德文、修辞学等诸门课程，教学之余，他又编撰了许多教材和专著。李登辉先生主张“学术独立，思想自由”，要求学生“至诚，纯洁，无私，博爱”，他还倡导了“牺牲，服务，团结”的“复旦精神”。李先生培养的学生中有竺可桢同志那样的杰出的科学家，不能不说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正因为如此，当李先生逝世的噩耗传出。全国交化教育界皆为震惊，特别是散在国内外的复旦校友纷纷致函电吊唁，就不难理解了。已故的陈望道校长与李登辉先生共事二十多年，他在追悼李登辉先生时曾撰文说:李登辉先生“是复旦传统的象征”，他“专为青年的发展、中国的进步办教育”，这样的评价是并不过分的。  

1947年初夏，登辉堂在废墟上展现新容。7月5日，李校长在这里作了最后一次讲演。他满怀深情地对复旦学子说，你们现在穿的是学士制服，“你们穿过了以后，应当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应当从此对国家有所贡献”，一个大学毕业生“应当为社会服务，为人类牺牲”，“服务、牺牲、团结，是复旦的精神，更是你们的责任”。 【详细】 

叶恭绰——上海交大走出的爱国学者 

上海交通大学工程馆建成于1932年，由张元济、王清穆、唐文治、蔡元培、陆梦雄等老校长会同部分老校友发起募集资金建造，钢筋水泥结构，呈“口”字形，面积11007平方米。工程馆由国际建筑大师邬达克设计。整体建筑充满力度，富有阳刚气度。因教室需要大面积采光窗，故邬达克在设计时把窗放大，窗间墙饰有断面呈“山”形的装饰肋，呈现出刚劲挺拔、强烈向上的力量。后门构成三个砖砌的哥特式火焰形尖券，反映出邬达克对形式美的娴熟把握。1947年为纪念老校长叶恭绰对学校建设的功绩，一度改名为恭绰馆，建国后又恢复了原名。 

工程馆曾是当时上海最现代化的实验室和工程教学楼之一，忠实地记录了现代工科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1933年12月，无线电发明家古列尔莫·马科尼在工程馆博物院，亲手把马可尼天线铜柱竖立于草坪上。1937年5月，诺贝尔奖获得者、量子物理学奠基人波尔在工程馆作了主题为“原子核”的学术讲座。在这座以机械、电机工程为主的教学楼里也成就了许多优秀人才，钱学森就是1934届的机械系学生。工程馆前方，矗立着交大百年校庆时设立的“灵石”纪念碑，上面镌刻着“巍巍师门，藏龙伏虎”八个金字，仿佛在讲述着工程馆的昨日、今朝和未来。 

不受外界之利诱而后读书真乐 

叶恭绰（1881年－1968年），早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后留学日本。民国初，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1920年12月，叶恭绰以交通部所属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上海南洋公学前身)、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北平铁路管理学校及北平邮电学校等四校移散各地，组织无系统、学科不联络，决定调整科目，提高课程，以宏造就，统一学制，以应培育人才需要，于次年提交阁议通过，总其名为“交通大学”，并出任交通总长兼任校长。 

1920年8月，重任交通部总长的叶恭绰，大力引进西方科技，发展铁路、无线电事业，而科技的应用，培养人才又是当务之急。正是这一契机，让叶恭绰与教育结缘，并让他成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先行者。在任职期间，叶恭绰组织修建铁路、建立无线电台和无线电收讯处的同时，大力创办铁路职工学校，设交通行政讲习所，发展职业教育，培养交通铁路专才。他还让国立图书馆影刊《四库全书》及公私藏书，亲自兼任京师大学校国学研究馆馆长。如今我们常用的广播一词，就是叶恭绰根据英文broadcasting首译的。  

创办交通大学并自任校长，是叶恭绰在教育上的重要一笔。 1920年 12月 12日 ，叶恭绰以“交通要政，亟需专才”为由，拟订统一教育办法，将交通部所属之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合并改组为交通大学。    

叶恭绰在交通大学开学典礼中讲云：“诸君皆学问中人，请先言学问之事。鄙人前自欧美归来，目击其新潮，颇有思感。尝以为请君修学当以三事为难衡：第一，研究学术，当以学术本身为前提，不受外力支配以达于学术独立境界。第二，人类生存世界贵有贡献，必能尽力致用方不负一生岁月。第三，学术独立斯不难应用，学术愈精，应用愈广，试申言之。夫学术之事，自有其精神与范围，非以外力逼迫而得善果者。我国积习以衡文为进取之阶，于是百艺均废惟儒术仅存。虽科聚酯制为其历附，亦由学者不察，不能辨科名学术为两事也。美国工艺之盛甲于世界，然说者谓其偏重出品之量及成功利益，以至学术之精神不敌欧陆，此又不辨利禄与学术为两事，是故求学术造诣之深，必先以学术为独立之事，不受外界之利诱，而后读书真乐，此所谓学术独立非必与致用分离”。又说：“交通大学自成立以来，积极改良已为有目共见，虽因出世甚晚，较之欧美先进相形见绌，然退而言之，彼之秘密我得窥见，彼之失败我未身尝，倘以最新最后之方法猛晋追求，未必无同趋一轨之日，是在我大学同人之努力矣”，叶恭绰治学、办校之闳观大愿昭然矣，交通大学发展成为我国近现代重要学府之一，叶氏应居首功。 

如今，沿用交通大学校名并同属交大大家庭的共有5所学校：上海交大、西安交大、西南交大、北京交大和台湾交大。1991年4月，西安交大95周年校庆前夕，学校东花园里竖立了老校长叶恭绰的塑像，2000年，该校普通邮资明信片“百年树人——西安交大千禧奉献”发行，其中之一就有叶恭绰老校长的塑像。而在北京交通大学，该校校训“知行”，就体现着叶恭绰所倡导的“知行统一”、“学理、应用并行注重”的办学理念。  【详细】

孟宪承——师范之师，华师学脉之魂 

华东师范大学文史楼创建于1951年10月16日，是以大夏大学、光华大学为基础而建立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学校的中山北路校区，占地千亩，依傍着风光秀丽的苏州河，是全国闻名的花园学校。1930年大夏大学时期建造，为白色三层小楼，是校内最古老的建筑，原名“群贤堂”。现为上海普陀区第一批登记不可移动文物。柱式建筑为仿古典罗马式建筑风格，以正门前的四根立柱最为凸显。文史楼内屹立的塑像是华师大第一任校长、中国现代教育家孟宪承。钱锺书、胡适、徐志摩都曾留迹于此；鲁迅在文史楼前面的草坪上进行过演讲；吕思勉、施蛰存、王元化、许杰、徐中玉、钱谷融等一大批人文科学界的泰斗都曾在这里执教。这里是华东师大文脉之所在，文化气息最为浓厚，也是师大精神之象征。 

一级教授办学校，办教育 

1951年10月16日，新中国建立的第一所社会主义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同年11月，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的孟宪承先生兼任校长。1952年后，他专任华东师大校长，直至1967年逝世。孟宪承先生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两位一级教授孟宪承与吕思勉 

孟校长早年毕业于南洋公学中院和圣约翰大学。1918年留学美国华盛顿大学，专攻教育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1921年又赴英国伦敦大学研究生院深造。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浙江大学等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等职，并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他学贯中西，博通古今，在教育理论研究方面建树甚丰，著译等身，在文史哲等学科具有很深的造诣，通晓英语、法语，解放后还刻苦学习俄语1942年国民政府公布的全国首批29位部聘教授名单中，孟宪承先生是教育学科唯一的一位教授。1956年他被评为一级教授。  

作为华东师范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从选校址到提出师范类学生的培养问题、师范院校课程建设等方面的见解，为华东师范大学的建设，考虑了50年的发展空间，和远不止50年的发展方向。在办学指导思想上，孟宪承认为大学是最高的学府，大学的理想应该包括“智慧的创获”、“品性的陶熔”和“民族和社会的发展”。他十分强调培养师资，他认为提高教师的思想水平和学术水平是办好大学的根本。他大力主张大学应加强基础教学，要让学生掌握坚实的、广博的基础知识，不宜过早地分专业，同时还必须注意培养优良的校风和学风。  

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建国初期华东师范大学创办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班，他对研究生的学习要求十分严格，认为从事中国教育史的科学研究，必须经受严格的基本训练，如文献资料的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与方法的学习，外国语文的训练等。在他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影响下，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中国教育史教学和研究人才。孟宪承不仅对高等教育理论颇有建树，而且对民众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也甚为关心。1933年，孟宪承在杭州亲手创建了一所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并在此期间对民众教育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著有《民众教育》、《民众需要的是什么教育》等论著，是我国民众教育的先驱之一。【详细】 

俞载道——同济大学结构之集大成者 

同济大学大礼堂，建于1962年，由同济大学设计院的设计师俞载道、黄家骅、胡纫茉设计。它曾是远东最大的礼堂，净跨40米的拱形联方网架混凝土结构，被誉为当时同种类建筑的亚洲之最，人称“远东第一跨”，开阔的大礼堂大厅内没有一根柱子。该大礼堂原设计用作学生饭厅兼文艺演出场所，后改为礼堂。目前作为学校大礼堂使用。 

智慧、激情、战斗力集聚大礼堂 

俞载道教授是一位在同济大学求学、工作、生活了70年的知名学者。1944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土木系。建国后，历任同济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海洋程与海洋地质研究所所长，上海土木工程学会第三至五届常务理事兼工程结构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九三学社社员。黄艾桥撰写有关于俞载道教授的一本传记：《结构人生》，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  

人类文明的进化与建筑风格的演变，存在着天然的相关性。建筑艺术是社会文化之最，是人类最复杂、最持久的一种造型艺术，每个伟大的文明和时代都把自己的精神凝结在建筑之上，反映着社会生活的各种理想。丘吉尔曾说过，先是人类塑造了建筑，然后建筑反过来塑造了人类。

“包豪斯”校舍现代风——同济大学文远楼 

同济大学北大道的绿树浓荫中，掩映着一座淡灰色的老建筑，简洁典雅，平整无奇，其风格跟周围的建筑有明显的区别。这就是有名的文远楼，而在建筑界内，同济大学文远楼更是被奉为经典之作！入选《世界建筑史》和《中国建筑史》的经典建筑,全国仅有37座建筑获此殊荣。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现代主义风格深入影响中国，五十年代初诞生了一批非常优秀的本土现代建筑，文远楼就是其中之一，它是我国最早的典型的包豪斯风格的建筑，是包豪斯飘到远东中国的第一粒种子。但由于后来全国上下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潮影响，包豪斯现代建筑思想受到冷遇和批判，现代主义建筑没能在中国得到发展，直至改革开放后建筑界才开始重新认识到文远楼所隐含的重要历史价值。

文远楼为三层框架结构，建筑设计师为黄毓麟、哈雄文，最初作为同济大学建筑系馆使用。这幢建筑从平面布局到立面处理、从空间组织到结构形式都大胆而成功地运用了现代建筑的观念和方法，它的形象令人自然地联想到“包豪斯”(Bauhaus)校舍。该楼的建筑手法同样是用不对称的构图体现内部的功能和空间布局，以大面积的玻璃窗显示无承重墙的框架结构，用简洁平整的立面突出玻璃、钢材与混凝土的材料特点等等。

文远楼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造的一批具有明显现代主义思想、观念和风格的重要建筑代表作之一。1949年至1952年是中国当代建筑史中的一个较为特殊的短暂时期，在这段时期，出现了一批较为出色的现代建筑，文远楼就是这段时期的重要作品之一。文远楼现为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使用，整体建筑保存完好，对于研究建国初期中国当代建筑发展的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人去楼不空——交大老图书馆 

今天的老图书馆也没有书了，放的都是卷宗，它已经成为交通大学的档案馆。在那里，能翻看到一张泛黄的、工工整整的满分“水力学”考卷，署名是“钱学森”。仔细看时，发现考卷右上角分数栏里填写的“100分”旁，又有一个“96分”。这张考卷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的，由钱学森的老师保存下来，当时钱学森在上海交大机械系读书，全卷6题，钱学长全部做对，老师原拟给他100分，但因在一处连续等式后钱老将“Ns”简为“N”，老师未算错，钱老本人要求扣分，老师最后就给了他96分。后来任课的金悫教授谈起这件事时连声赞他说：“他接受能力强，反应快……当时我出的题总有一两道难度大费琢磨，由于他能举一反三，总是迎刃而解，势如竹破。”

交通大学老图书馆建成于1919年，耗资8万多元，建筑面积2687平方米。这是一幢三层的混合结构建筑，坐东朝西，既有代表西方古典主义的科林斯柱式风格的表现，也有巴洛克建筑的细部雕刻、山花及对比色彩的运用，十分华美。大楼内设有杂志阅览室、普通阅览室、研究室、自修室和陈列室等。馆内藏书以工程、管理及科学类书籍为多，线装珍本与英美小说也应有尽有。

有人曾对图书馆作如此描绘：红墙白栏柳丝中，镰箔轻明花影重，推卷披襟当面风，绿葱葱，几颗樱桃叶底红。老图书馆既是交大人的藏书、看书之地，也曾是上海乃至全国各种工业展览会的重要展馆。

藏匿于上音的犹太俱乐部——那段封存的历史 

汾阳路20号，原上海犹太俱乐部，现为上海音乐学院的专家楼，于2005年10月31日被列为上海“优秀历史建筑”。该楼始建于1910年代，法国文艺复兴风格。1927年起，辟设为比利时驻沪领事馆。1932年1月，上海犹太俱乐部开始筹建，是年8月在此开放。俱乐部每周举行晚会，设有文学小组，每周有“星期四”聚会。1934年起，比利时公使纪佑穆（Guillaume.J.Baron)滞留上海时，就住在此楼。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领事馆关闭。1945年9月在原址重开。1950年代比利时领事馆关闭后，该楼由部队使用。

1958年，著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贺绿汀担任院长期间，上海音乐学院从漕河泾迁入此处，该楼主要作为学院办公、接待专家之用。该楼是风格比较混杂的花园住宅，为假三层构造。孟莎式双折屋顶屋面陡峭，有双坡形老虎窗，木质构架支撑，屋顶错落有致。底层为砖墙，水泥拉毛墙面，部分墙体以毛石砌筑，半圆拱券门洞和窗洞，券身突出毛石间隔点缀，整体极富特色，局部带有北欧风格。券廊、门洞、窗洞为不规则毛石砌筑，具有德国青年风格派特征。二层东面、南面立面设有连通外廊，露台栏杆雕饰精美，与毛石材质产生强烈对比效果。底层、二层虽均有外廊环绕，但形式对比强烈。底层外廊为厚实的墙基和石拱券，粗犷有力，而二层为混凝土双柱的外廊，檐口镂空花格，轻巧剔透。这种形式虽不和谐但自由随意的风格模仿与组合反映了那一时期上海的建筑特征。

明星的摇篮——上戏熊佛西楼 

熊佛西楼的前身是上海戏剧学院的演出科楼，位于华山路630号，建造于1903年，以学院首任院长、著名戏剧家熊佛西先生的名字命名，2005年被列为上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名单。

20世纪20年代，中国建筑正处于现代转型初始期。大量的留洋建筑师从国外回来登上了国内早期的建筑舞台，当时的很多建筑融合了中国建筑与西方建筑的特点，而熊佛西楼就是其中一个代表。它既不具有中国传统园林建筑小巧玲珑的性格特征，也不属于粗犷、张扬、个性十足的建筑。熊佛西楼共有两幢楼，一幢位于西侧，一幢位于东侧，东西两幢楼的建筑风格完全不同。西楼是一幢欧式风格的清水砖建筑，有大量的砖雕花饰，并采用红砖和青砖相结合的方法使建筑与众不同。东楼建筑为殖民地风格的围廊建筑，建筑屋面为机制粘土红平瓦歇山屋面。

熊佛西楼是上戏的“老人”，见证了上戏的历史。熊佛西楼一开始是德国华侨在上海的一个乡村俱乐部。一战后，法国人强行占据了德国人在上海原迈尔西爱路（今茂名南路58号）建造的乡村俱乐部，平时喜欢休闲聚会的德国人，无奈之下只好在沪西的美丽园中又重新修建一座乡村俱乐部。后上海戏剧学院的前身——上海市实验戏剧学校在这个乡村俱乐部成立，当时由熊佛西先生担任校长。后来该楼就被命名为熊佛西楼，不久它成了当时远东地区最早最大的录音棚。在这幢楼里，还隐藏着一个浪漫的故事，这里曾经留下了一代才女张爱玲踯躅、感伤的脚步，蕴藏了她人生无尽的悲凄。很多人认为在《倾城之恋》、《半生缘》、《金锁记》这些张爱玲的惊世之作中，似乎就蕴藏着该楼的倩影。

重生，从市政府到体育学院 

上海体育学院创建于1952年11月8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建的第一所体育高等学府，原名华东体育学院。中华民国上海市政府大厦，现为上海体育学院行楼，典型的仿古建筑。1933年10月10日正式落成，作为当时中华民国上海市政府官员办公使用的大楼。根据孙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1929年7月，中华民国上海特别市政府第123次会议通过了划定上海市区东北方向的翔殷路以北，闸殷路以南，淞沪路以东约7000余亩土地，作为新上海市中心区域。该计划后来被称为“大上海计划”。该计划各项工程于1930年上半年开始建造，以新市政府大厦为中心，完成了运动场、图书馆、博物馆、市医院、卫生试验所、国立音专、广播电台、中国航空协会等建筑。

中华民国上海市政府大厦共占地8928平方米，在“大上海计划”中居于三民路、五权路、世界路、大同路四条干路的交汇处。大厦高四层，入口处在第一层，十字形穿堂，有前后东西四门，宽大扶梯两处和电梯两座，直达四楼。底楼有设传达室、保险库、接待室、食堂和厨房；二楼为大礼堂、图书室、会议室；三楼中部为市长和高级职员办公室，两侧为各科室办公室；四楼为公役休息处、储藏室、档案室和电话总机房。1935年，上海市政府为响应国民党政府提倡的“新生活运动”，彻底变革传统婚嫁仪式，去奢从俭，于2月7日公布了以简单、经济、庄严为原则的《上海市新生活集团结婚办法》。4月3日下午3时，全国首届集团结婚典礼在上海市政府大礼堂举行。出席盛会的除了57对新人外，还有证婚人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社会局长吴醒亚，另外还有包括杜月笙、王晓籁等在内的各界人士、新闻记者近万人参加，盛况空前。

丘吉尔曾说过，先是人类塑造了建筑，然后建筑反过来塑造了人类。大学老建筑屹立在校园中，见证着历史·风华、铭记着人物·丰碑、彰显着建筑·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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